(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桂希恩現在最希望的是誰也不理他，“我這么大年紀的人，時間不多了，最好也別干預我，讓我把我該做的事多做一些。”

　　1999年，正當“民間抗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遭受阻撓、中國科學院曾毅院士感慨“河南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時，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教授桂希恩獨自一人帶著11只試管悄然來到河南的上蔡，從而使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文樓村為世人所知。

　　七年來，下鄉出診調查、在醫院(常常是自費)為艾滋病人看病、買藥、救濟，成為桂希恩大夫生活的一部分。

　　2005年11 月，他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為全球18位醫療英雄之一，在此之前，他已獲得的榮譽數不勝數。

　　有媒體評價他：一個教授做的五年，可以影響中國五百年。

　　桂希恩：完全是吹牛，我從心里反感

　　2月22日8點23分，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內。

　　正當記者向艾滋病臨床指導培訓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所在的內科樓走去時，身邊晃過桂希恩的身影，花白頭發、白大褂、肩挎一只黑色舊布包，轉身之際，他已經走出七八米遠，步速極快的他很快就消失在感染科門診所在的平房內。

　　今天是禮拜三，每周三的上午他都要到這里坐專家診。但對他來說，一周七天沒有分別。在他的艾滋病臨床指導培訓中心內，經常能見到來自河南、湖北等地的患者，他們慕名而來，大多貧困且身患重癥。

　　“我的任務就是看病人，只要你不干擾我，我不妨礙你的自由。”69歲的桂希恩知道記者來意后這樣回答，旁邊是眾多等候他的病人。

　　對桂希恩，有媒體形容“以記者身份走進桂希恩的心靈世界是困難的，甚至想走近他的生活圈也十分不易。”

　　這種介入的不能，是在病人面前，沒有人會感到占用桂希恩時間還能理直氣壯。

　　胡飄萍是中心的實驗員，這個年輕姑娘笑呵呵地告訴記者一個故事，“去年9月，桂老師在獲得湖北省科學技術突出貢獻獎后，很多記者在他的辦公室里采訪他，有人問‘你現在最想干什么’，你猜桂老師怎么回答的？他說‘我希望你們馬上離開，還有病人在外面等著我’。”

　　“我覺得宣傳我宣傳得太多了，我沒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講。說白一點，就是我覺得心虛，這是我的真心話。” 桂希恩告訴本刊，他現在最希望的是誰也不理他，“我這么大年紀的人，時間不多了，最好也別干預我，讓我把我該做的事多做一些。”

　　一直以來，桂希恩刻意保持一種低調，不愿意和傳媒或官員有太多交往。他曾跟人說，低調一些才能做些實際的事情，調子太高很多事就走樣了。

　　這種走樣通常會令一向平和的桂希恩不愉快。春節前，他去湖北崇陽縣看病人，當地的縣領導和衛生局官員的隆重接待讓他很不自在，用來看病人的時間被占去了很多。“去了兩天只看了三個病人，桂老師覺得效率太低了。”與桂希恩同去的一名學生告訴記者。臨走時，縣里還悄悄地在車后備箱中放了米、麻花等當地特產，“下了車，桂老師打開后備箱一看，那么多東西！我們看得出來他當時是真生氣了。”回到武漢，桂希恩直奔醫院，讓同事幫他把東西算錢，給崇陽縣寄了2000元錢回去，東西則都分給了同事。

　　“好騙”、不在意吃穿、每晚必在病房的“桂氏本色”

　　11點40分。桂希恩看完了所有的病人，開始接待守在門外已久的武漢市建港中學的幾位年輕教師——他們想請桂希恩為學校即將開展的防艾教育提些建議。

　　回到中心，他了解了一下來自湖北蘄春和河南上蔡的病人的檢查進展，并為上蔡的病人付了檢查費用；他還將在下午為這位病人付CT檢查費、藥費以及他們次日回家的路費。

　　下午。桂希恩的工作很“瑣碎”，一位兩年前丈夫死于艾滋病的女士來看望他，臨走時，桂希恩為她的孩子支付了這學年的學費710元；一位非傳染病的患者來找桂希恩看病，只因對他的信任；湖北崇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來交流工作，并希望他能幫助解決一個艾滋病兒童的學費；一個感染艾滋病的大學生來向他求助……

　　直到18點11分，桂希恩才騎上自行車回家吃晚飯，50分鐘后他會再次回到醫院。

　　桂希恩現在騎的這輛車是他回武漢后工作的第三輛。令他可惜的是，他從青海帶回的騎了26年的自行車4年前被人偷了。

　　“那天我看見他走回家沒有騎車，就問他。他只說句‘車不見了’。要是一般人早就發牢騷了。”在醫院里修自行車的胡師傅說。對桂希恩的為人，也有很多人認為他傻。“醫院外面有個修車的，跟我說桂教授這人好騙，我問為什么，他說桂教授從他那里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他開口要了高價，結果桂教授沒還價就買走了。”胡對記者說。

　　桂希恩現在出差仍然住很便宜的旅館，因為歲數大了，經常起夜，他現在開始住那種帶衛生間的、幾十元一夜的房間。在不出差的時候，他極少到外面吃飯，他覺得出去吃飯浪費時間浪費錢。桂希恩的學生吳雪春告訴記者，“出差時他不會買火車上的食物，覺得太貴不合算。”

　　不喜歡在外面吃飯的桂希恩卻喜歡跟病人在一起。今年大年初一，桂希恩一個人跑到湖北浠水，請兩家艾滋病患者家人吃團圓飯。

　　利用周六周日下鄉看病人，到今天桂希恩仍每月堅持。他從來不耽誤上班時間。與桂希恩在一起工作多年的馮玲護士長告訴記者，這種行為并非是從1999年發現文樓村后才開始的，她1991年到中南醫院時，桂希恩就是如此。他每天晚上吃過晚飯后過來上班，已是多年的定規了。

　　“是農民教會了我怎樣做人”

　　中心的陳鐵龍醫生告訴記者，在武漢大學的學生心目中，桂希恩是最受學生崇拜的一個老師，陳鐵龍特意用的是“崇拜”這個詞。

　　從來不愿談自己的桂希恩，只說16年的青海工作經歷對他有正面的影響。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是農民給了我們糧食，也教會了我們怎樣做人，我能用知識去幫助他們是我一生的安慰。”

　　在曾經跟他一起下基層的學生眼里，桂希恩跟那些農民似乎早就熟悉了，他們在一起是那么和諧，甚至有時桂希恩的打扮在別人眼里也像個農民工。

　　但很少有人留意到，桂希恩的父親就是中國著名物理學家桂質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母親則是美籍華人許海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兩人都是武漢大學的著名教授，都曾不顧海外眾多親屬的挽留毅然回國。

　　桂希恩告訴本刊，跟兩年前的防治艾滋病的狀況相比，現在好多了，“現在我不叫苦了，我現在不缺錢，做事的條件也具備，就是希望能多做點事。” 他透露他現在正物色接班人，“如果有一個人愿意過來做事，我可以為他創建比較好的條件。”

　　在桂希恩與記者不多的談話中，總能感覺到他對自己時間不多的嘆息。“人年紀大了，各種事就都來了，我認識的一個人，比我大幾歲，聲音很宏亮，從來沒有住過醫院。一次開會，他倒在地上了，還沒送到醫院就不行了……這是生命的正常周期。”

　　他講他的同學黃才華，“他是江西人，畢業后就留在了青海醫學院。幾年前他得了癌癥。一天，家里人發現他吃安眠藥去世了，留下一個遺囑，說自己知道治不好了，并要求死后把遺體捐獻。一次我回青海，知道他的遺體已在青海醫學院里作解剖用。”

　　22點23分，桂希恩合上他已經修改了一個半小時的資料，在之前他還到消化內科作了一個會診。鎖好辦公室的門，在停車場找到那輛除了鎖很好其余都很破舊的自行車，他騎上車消失在夜色之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