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中國政法大學的招生名額分配方式的改革，使得中國高校招生名額分配第一次有了一個公開的可討論規則

　　徐顯明校長成功地把“兩會”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所在的中國政法大學。

　　2006年3月6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身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徐顯明教授透露說，中國政法大學今年將對招生制度實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計劃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確定。

　　具體說，該校今年的招生名額分配辦法是：將2000個計劃招生指標除以13億，再乘以各地省份的人口數，基本上就得出下達到各省的指標數。這樣，山東、河南、四川三個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數都將歷史性地突破百人。

　　這在全國還是第一次。

　　歷來，高校招生指標在各省的分配原則，都是不公開操作，而且，也是輿論界指責教育不公平的一個焦點 簡單說，在北京考大學和在河南考大學，錄取比例會相差甚遠，在北京，這個比例會比在河南高出許多。

　　徐的表態瞬間傳遍全國。許多年來圍繞著高校招生指標分配的爭論終于進入了實質性的一步。

　　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中國政法大學此舉)是打破高考錄取地域差異的破冰之舉，使得中國高校招生名額分配第一次有了一個公開的規則。”

　　長期關注教育公平問題的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主要就是考試與錄取制度的改革，這么多年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還集中在考試制度的改革上，而實際上真正要害的還是在錄取制度上。”中國政法大學將招生名額分配問題提出，使得錄取制度改革成為公眾話題。

　　然而在3月18日，中國政法大學招生辦主任劉琳琳對記者說，“前幾天幾十所高校的招辦主任聚在一起開會，沒有一個人提及中國政法大學改革的事情，問的也沒有。”到記者發稿為止，根據媒體的相關報道，無論是北大校長許智宏、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還是東南大學校長顧冠群，都明確表示不會考慮類似的改革。

　　而南開校長侯自新、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王宗光、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李延保等雖然認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做法“是個好事”“應該得到尊重”，但同樣表示本校沒有這方面的改革。

　　3月21日，教育部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于政法大學提出要按照人口比例招生的問題，教育部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集體討論過。高等學校對于各個地方的指標分配，在教育部統一下達了之后，各學校再如何具體下達分配這些指標是學校自己決定的事情。中國政法大學這種做法也可以視為一種嘗試。

　　遏止不平等還是遍撒胡椒面

　　2005年，在中國政法大學2000名的招生計劃里，在京招生人數為185人，占該校招生總數的9%。中國政法大學在京生的這一錄取比例，在北京的高校里還是屬于比較低的。

　　2005年6月19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辦的“教育公平與和諧社會”研討會上，來自武漢的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列舉了他的調查：近20年來，清華、北大在鄂每校每年招生人數不足百人，在北京每校每年招生不低于500人，兩校湖北錄取總數僅為北京考生的五分之一；而湖北總人口是7500萬，北京為1500萬，是北京的5倍。

　　這意味著，湖北考生考上清華、北大等名校的機會，僅為北京考生的二十五分之一。

　　在同一考試試卷的時代，湖北考生上清華、北大的平均分數，比北京市高160分，最高時高220分！

　　這個比例，也不是最高的。據新華社報道，北京1.7萬個人中就有1個人能上北大、清華，而河南56.7萬個人中才有1個人能有這樣的幸運，相差33倍——在一個人口眾多的省份，如果招生名額太少，必然造成錄取分數線的抬高。

　　全國人大代表溫俊義另有過計算：2005年，北京幾所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分別是：北大17%，清華16%，北航13%，北京理工大學 11%。而同時，北京之外的幾所著名高校，本地生源比例顯然更大。溫俊義的計算是：復旦44%，上海交大47%，武漢大學50%，南京大學55%，浙江大學61%。

　　2005年的“兩會”上，洪可柱就曾經指出：“全國重點大學已退化成為地方重點大學，必須遏止這種不平等現象。”在那一年的“兩會”上，他還曾經聯合3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取消發達地區的高考特權、實行全國三十所名校聯考與地方自主招生兩次考試相結合模式試點”的提案。

　　而本次“兩會”上，徐顯明最為鏗鏘的一句話是，“中國政法大學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學，是全中國的政法大學。”

　　北京大學參與了近20年高考招生工作的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在分析這句話時，如此評價，“誰都知道啊，沒有人說它不是中國的政法大學啊？”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徐顯明完全不懂教育，那樣會毀掉中國高等教育的。”

　　孫東東說，這會造成當年(低水平的)“工農兵大學生”的復歸。“在高等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極度稀缺的情況下，一味考慮按地域人口來平分招生指標，結果就會違背高等教育選拔優秀人才的初衷。假如全國高校都這樣做，不顧各省教育水平的不同，遍撒胡椒面，最后的結果就是中國高等教育質量的大滑坡。徐顯明的這種炒作是沒有意義的，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種炒作。”

　　政法大學還有難言之隱？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關于各高校招生名額在各省的確定方式，無一例外的答復是：按照歷史慣例、報考人數、生源質量以及教育部的傾斜政策等。

　　而生源質量，在記者采訪中，成為高校確定各省招生名額的最主要指標之一。但對這個指標怎么判斷，迥然不同。

　　曾在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中央教科所博士儲朝暉說，“農村的學生與城市里的學生，差距最多表現在課程上，在智力上不會有任何差距。而課程上的差距那是極易解決的。”

　　來自網上的一個最典型的質問是：浙江有一個縣級市鎮海出過28個院士。這算是一個人家不是“高分低能”的權威證明吧？湖北大別山區也有一個“教授縣”蘄春縣。高校在錄取的時候，是不是也該向這兩個地方的考生傾斜呢？

　　楊東平教授說，“各地基礎教育質量確實差別很大。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嚴重不均衡。”

　　楊說，不能夠以單個學校的所在地學生比例來說明問題。原因很簡單，中央各部屬的100所高校中，就有50多所集中在北京。相較于只有一兩所中央直屬院校的省來講，50所高校10%的本地傾向與一兩所高校50%的本地傾向，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更何況像河南這樣的人口大省，連一所中央部屬的大學都沒有。

　　就在“兩會”上徐顯明透露招生政策改革的消息后不久，中國政法大學各部門就得到校方低調處理的通知。但是校方宣傳部門告訴記者，按省人口數分配本科招生名額從今年招生起就在操作了。

　　中國政法大學招生辦主任劉琳琳明確地告訴記者，四川、河南、山東等省招生名額會歷史性地突破100人，而甘肅、青海、寧夏等省則沒有調整。

　　就在記者采訪劉琳琳時，碰巧北京電視臺也在做相關的節目。劉琳琳一再對錄制節目的北京電視臺記者表示，這次招生名額調整，會充分考慮北京的情況，不會對北京錄取名額產生太大的影響。

　　記者追問，既然諸如山東、河南等人口大省都會歷史性地突破百人，那么哪些地方會減少數量？對此，劉琳琳未予回復。

　　而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內部的一個消息說，中國政法大學之所以在此當口保持低調，與該校當前的校園拓建計劃有關。

　　現在的中國政法大學本部，位處昌平，校園面積280畝，被政法的學生們戲稱為袖珍學校。中國政法大學的領導班子一直希望能夠為學校再拓展一下空間。這也成為徐顯明在任上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政法大學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告訴記者，中國政法大學曾極力爭取新校址的建設能進“十一五”重點建設項目。在數年向教育部和財政部的申請之后，國家已經明確同意劃撥2000畝地給中國政法大學建設新校區。最開始的校址選在頤和園，然而最后與北京市協商的結果，卻定在更遠而顯得荒涼的南口，而且面積被壓成800畝。

　　這一說法在中國政法大學一部門負責人那里得到證實。

　　據記者所知，這中國政法大學的800畝新校園校區，到今天手續尚未完全落實。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忠洲 王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