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30年前，一個夭折的小麥合同加速了中國和澳大利亞建交。如今，巨額的鈾礦合同又讓兩國關系步入了新階段

　　2006年4月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開始訪問澳大利亞、斐濟、新西蘭和柬埔寨四國。溫家寶此行的首站格外引人矚目，畢竟，這是中國總理18年來首次訪問澳大利亞這個南太平洋上最大的國家。

　　在溫總理出訪前半個月的外交部新聞發布例會上，記者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在溫家寶總理下月訪問澳大利亞時，中澳將簽署關于向中國出售鈾的協議，請證實并介紹協議的具體內容。”盡管發言人當時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復，但之后的幾天里，鈾協議的消息迅速占據了澳大利亞報紙的重要版面，并被視為中國總理訪澳的主要議題。

　　“巨額合同讓澳大利亞人眼睛發亮”

　　4月3日，溫家寶與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會談結束后,共同出席了經貿、核能、教育、安全生產等多個政府間協議和商務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協議》和《中澳關于在鈾礦領域開展合作協議》位列其中。根據協議，中國每年將從澳大利亞進口1萬噸鈾礦，價值約6億～7億澳元。這一進口規模將使澳大利亞的年出口鈾礦總值增加一倍。

　　澳大利亞的鈾礦儲量占全球40%左右。該國要求向其購買鈾的國家必須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字國，并且先和澳方簽署一項核安全協議，確保購買的鈾用于和平用途。中國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字國，因此，《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協議》的簽署為中澳鈾礦貿易掃清了障礙。

　　“大多數澳大利亞人都愉快地接受了鈾出口合同，因為我們明確知道，中國將把進口的鈾用于和平目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斯圖亞特·哈里斯對本刊說。

　　路透社這樣評論：“澳大利亞人因為這項合同興奮不已，眼睛發亮。”

　　澳大利亞擁有的鈾礦儲量是加拿大的兩倍。但作為鈾礦生產商，澳大利亞所發揮的作用卻落后于加拿大，原因在于澳大利亞一些地區禁止開發新鈾礦。目前，澳大利亞僅有三處鈾礦山在運營。

　　在過去兩年里，全球鈾礦料因庫存減少而價格上漲了200%，如今的產量僅能滿足全世界一半的需求。這使得澳大利亞國內關于要求廢除鈾礦開采禁令的呼聲日益高漲，這種呼聲在中澳鈾合同簽訂前夕達到了頂峰。澳大利亞主流報紙《澳大利亞人報》評論說：“如果在賺錢的同時還能贏得一個朋友，那么還猶豫什么呢？”

　　澳大利亞政商界擔心，澳大利亞的鈾礦很有可能因為增產不及時而失去大好機會。加拿大一直希望借機擠占澳大利亞的市場份額。去年7月份，加拿大工業部長戴維·艾默森曾在北京公開表示，加中兩國可以在鈾燃料領域展開合作。

　　巨額的鈾礦合同還能大大增加澳大利亞的就業率。澳大利亞左派人士認為，在鈾礦出口問題上，應該優先考慮本國民眾的就業權。

　　“在一個僅有2000萬人口的國家里，大量長期的就業機會當然會引起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問題專家韓鋒對本刊說。

　　核原料協議對中國調整能源結構和能源戰略的意義非同小可。中國目前共有6座核電站，計劃在2020年前再建設27座核電站。中國核工業集團2005年7月宣布，到2020年中國核電投產裝機容量將達4000萬千瓦，比現在增加300%以上，核發電量占全國發電量的6%。

　　經貿合作需要戰略安排

　　溫總理訪澳行程從澳大利亞采礦業之都珀斯開始，期間，溫家寶參觀了珀斯的一家鋼鐵廠，這在一方面體現了兩國以資源合作為基礎的關系特點，同時也傳達出了中方對解決中澳鐵礦石價格爭端的愿望。

　　去年，鐵礦石價格飚升71.5%，給中國帶來巨大壓力。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預鐵礦石價格談判。作為世界鐵礦石的主要出口國，澳大利亞對中國政府的干預表示了不滿。

　　溫家寶總理在出訪前夜接受了《澳大利亞人報》的采訪，表示礦產資源的價格還是應該主要由市場決定。

　　“溫家寶是一個在市場改革方面很有建樹的領導人。” 斯圖亞特·哈里斯評價說。

　　韓鋒認為，為了保證中澳經貿關系的良性發展，中澳經貿合作不應拘泥于單純的貿易合作，雙方可以加大相互的直接投資和雙邊產業合作。“資源合作有三個特性，即長期性、投資多、規模大。在資源領域的合作中，中國和澳大利亞目前還是以相對簡單的貿易關系為主，價格和需求的變化很容易產生影響，進而引發糾紛。對于一個于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來說，我們與其合作同樣需要戰略安排。”

　　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傅瑩已經證實了這種看法。她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透露，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眾多國際強手中勝出，競標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奧魯昆鋁土礦項目第一輪獲得成功，這有可能成為迄今為止中國在澳最大的投資項目。

　　美國的“南錨”看重中國

　　美國同澳大利亞及日本的雙邊同盟體系，是美國亞太戰略的核心支柱，澳大利亞和日本分別構成了美國亞太戰略的“南北雙錨”。作為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南錨”，澳大利亞的戰略地位不言而喻。

　　美澳雙方的合作出于相互的戰略需求——澳大利亞希望借助美國的力量獲得安全保證和提升地區影響力；美國則希望澳大利亞幫助其擴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保持對戰略要塞和熱點地區的控制力。

　　1972年，澳大利亞斷絕了同臺北的“外交關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中澳關系的真正改善始于冷戰結束后。隨著兩國經貿聯系的加深，兩國關系的基礎日益牢固。

　　中國的巨大市場潛力對澳大利亞有著難以拒絕的誘惑力。2004年，中國成為澳大利亞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并取代美國成為澳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澳大利亞經濟學家估計，2004年對華出口對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0%。經濟學家們相信，在2010年之前，中國幾乎肯定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

　　日益深化的貿易關系，得益于兩國經濟的互補特性 澳大利亞主要出口羊毛和煤炭等大宗原材料商品，中國則主要出口勞動密集型制成品。

　　澳大利亞對華政策隨著中澳關系的發展和經貿合作逐步深入而不斷在調整。2004年8月，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唐納表示，如果臺灣海峽發生沖突，澳大利亞并無義務根據《澳新美安全條約》助美協防臺灣。

　　“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后來曾因唐納的表態過于明確而做出修正。但這確實說明澳大利亞明顯加大了對地區利益平衡的關注。”韓鋒說。

　　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在美國發表演時稱：“中國的發展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利。澳大利亞同中國的牢固關系并不只是建立在經濟機遇之上。我們謀求它建立在共同的目標之上，并努力不受那些使我們產生分歧的問題困擾。”

　　澳大利亞曾反復強調，澳美同盟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并非完全針對中國。3月18日，澳大利亞外長唐納、美國國務卿賴斯與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悉尼舉行了首次部長級三邊安全對話。賴斯在會談前暗示，中國的崛起將是此次會談的重要議題。賴斯稱，中國正在崛起，對本地區其他國家有重要影響，而中國的軍費應該“更加透明開放”。她希望日本和澳大利亞在應對中國方面與美國采取一致立場。據此，此次三邊安全對話被解讀為對中國實行“圍堵政策”。但唐納隨后公開表示，安全對話并非針對中國，對這樣一個大國實施遏制政策將會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中澳之間關系的發展是維護亞太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斯圖亞特·哈里斯指出。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王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