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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日本是一個“一億總中流”的中產階級社會，國民有著相似的成長經驗和就業模式，要達到金字塔最頂端的機會很低，但也不會“淪落”到無家可歸。日本的這套“共同富裕”的模式，在國際社會享有盛譽。

　　小泉擔任首相后，為了解決一千兆日元的財政赤字，承繼上世紀80年代英國撒切爾與美國里根的路線，大膽推行自由開放的小政府路線，以“機會的平等”來替代“結果的平等”，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日本死氣沉沉的局面，在“自由競爭、市場原理”的旗幟下刺激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增強了日本的國際競爭力。

　　但是，小泉純一郎推行的“構造改革”，在強調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市場效率、提倡自由化主張的同時，卻忘了為社會邊緣人在劇烈變動中設置“一張安全的網”，這種趨勢，極有可能將日本社會改造成弱肉強食的局面。

　　根據日本《每日新聞》去年底的民意調查顯示，日本民眾竟有高達七成的人認為今后日本貧富差距會更加擴大。現在在日本上班族間最流行的話題，就是“我算是中流還是下流？”日本社會學者三浦展的《下流社會》風靡日本，日本著名作家山田昌弘甚至在《希望格差社會》這本書中大膽預言：“失敗組的絕望感即將撕裂日本！”戰后相對左傾，強調社會主義、保護弱者思想的朝日新聞系雜志《AREA》，也開始有了“為了成為上流，要有溝通能力”的“宣言”，許多女性雜志更是相繼推出“如何讓子女不會淪為下流”的專輯。

　　戰后日本“一億總中流”的“社會主義”已成幻影，如今逐漸只剩極少的上流與極大多數的下流，日本正式進入跟美國一樣的“風險社會”時代，你是贏是輸，都回歸到“個人的選擇”、“個人的能力”。贏家膨脹自我價值，成為利己主義的信徒，輸家如無法就業的年輕人、外籍勞工、寡婦孤兒、獨居老人等只好“自我淘汰”。

　　日本政壇紅人安倍晉三顯然也意識到了社會貧富斷裂的可怕性，他在今年三月挑頭發起了“再挑戰推進會議”，以推動在日外國人生活條件的均等為目標，增進日本語教育，充實雇用環境、醫療服務等社會保障體系，給予在日外國人再挑戰的機會。

　　近年來，在日華人隊伍迅速壯大，影響日彰，成功打入日本主流社會的精英人才亦不斷涌現。從總體上而言，在日華人這支團隊是具有良好素質的，并能經得起在激烈競爭社會中的“優勝劣汰”。從長遠的眼光來看，日本放寬各種規制與國際接軌的改革，其“機會的平等”將為在日華人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但也需要指出，日本社會的封閉性和保守性，以及文化、語言和民族的難以跨越的鴻溝等，又為在日華人的大發展設置了許多人為的障礙。在短期內，在日華人中的許多人可能會和日本的普通民眾一樣，站在并不有利的起跑線上，去承受改革的陣痛，甚至有不少人會墜入到“下流社會”中去。在日華人要真正融入日本這個社會，是需要有堅忍的耐心和不懈的向上精神的。同時，還需要一定的外部推力，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究竟能夠為外國人“開啟”多大的一扇窗，引人關注。(摘自日本新華僑報；作者：林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