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勞資雙方當然具有不同的利益，但雙方要實現自身利益，惟一的辦法是妥協。政府也應當平等對待勞資雙方的自由、權利和利益

　　近些年來，各類企業普通員工權益遭到雇主侵犯的現象似乎相當普遍。在這種背景下制定的《勞動合同法(草案)》，相對于以前勞動法的相關內容，強化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障，企業解雇員工的權力將會受到更嚴格限制，企業的用工成本將會有所提高。

　　此一草案甫一公布，即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截至4月20日征求意見活動結束時，共收到各類意見191849件。這些意見，以勞動合同的雙方權益為各自的出發點，自然地形成所謂的“勞方派”與“資方派”。大多數意見支持對勞動者保障的強化。

　　在這種背景下，資方的意見就顯得格外扎眼了。就在意見征集活動的最后一天，歐盟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同時將各自的建議和意見遞交給全國人大。兩家的建議幾乎涉及勞動合同法所有的章節和條款，其基本結論是：新法律草案中嚴格的規定將限制用人單位的靈活性，并將最終造成中國生產成本的提高，從而將迫使外國公司重新考慮其新的投資或是否繼續在中國的業務。

　　這種立場，在4月23日上海《勞動合同法》草案研討會上得到了最為極端的表達。一位來自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說，“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這種說法讓人反感，專家指責這是要挾中國立法，輿論自然也是一番猛烈抨擊。

　　但是，平心而論，這些跨國公司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也同樣困擾著已經成為經濟活動主體主力的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同樣擔心勞動合同法草案對勞動力成本可能的影響。只是，面對政府立法，國內企業跟跨國公司的反應模式不同：很多國內企業不信仰法律，所以，對于即使是可能影響自己權益的法律之立法也漠不關心。一旦制定出來的法律不利于自己，他們就繞開法律。而跨國公司卻希望在立法過程中就讓應當得到的權益體現在條文中，不利于自己的條文則盡可能不被寫入法案。

　　跨國公司的這種立法游說活動當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但既然這些跨國公司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對于他們的訴求，立法部門自然也應當予以同樣重視。當然，立法機構沒有理由全盤接受跨國公司的訴求，假如認為確有必要，立法者甚至也可以冒部分外商投資流失之風險。立法機構所要考慮的惟一問題是，此次是否能制定出一部合理的《勞動合同法》，為員工與企業之間形成自由、公平的勞動合同關系創造一些制度基礎。

　　應當說，一個社會的和諧，首先需要資方與勞方的和諧。勞資雙方當然具有不同的利益，但雙方要實現自身利益，惟一的辦法是妥協。政府也應當平等對待勞資雙方的自由、權利和利益。在討論勞資關系問題的時候，立法者應當破除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見，充分考慮市場體制的內在邏輯，依照法治原則，平衡地處理勞資關系。

　　應當承認，目前的現實是，勞資關系的天平明顯地向資方傾斜，勞動合同的失范也主要對員工不利。正是這種狀況，妨礙了員工收入提高的步伐，助長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但稍加分析即可發現，這種狀況的根源或許不在勞動合同法的不健全，也不在于相關勞動法規缺乏保護勞動者的意志。應當說，現行《勞動法》所確立的原則是有利于勞動者的，政府也建立了一整套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行政管理體系。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法律原則及立法意志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因為，政府要追求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為吸引和留住投資，就可能放棄或部分放棄對勞動者權益的必要保障。正因為此，盡管中國的法治框架尚不完善，市場基礎設施也不發達，但中國卻依然成為世界最大的外資落腳地。勞動保護不力的“紅利”是吸引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做法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最終也引起了一種強烈的社會反彈，政府不得不開始調整上述增長模式，《勞動合同法(草案)》就是這一轉型的組成部分。但已經習慣了勞動力低成本環境的企業自然不愿發生這種變化。

　　從長遠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必要的，資方與勞方權益的天平確實需要向勞方一側傾斜一些。不過，這種轉移更多地是政治性的，涉及到政府的角色意識及基礎性的制度框架，也即，政府轉變角色，以平等地保障所有人包括勞資雙方的自由、權利為首要的職能。只有這樣，各級行政、司法組織才會逐漸形成為勞動者提供救濟的意愿。有了這種意愿，哪怕法律并不健全，也可尋找到有效的救濟渠道。

　　考慮到這些，制定《勞動合同法》時不必過多考慮當下勞資關系嚴重失衡的現象，并塞入太多政策性內容。作為法律，《勞動合同法》應平衡考慮勞資雙方的權利與利益，致力于追求一個長期目標：推動法治之下的市場體制所要求之平等的勞資關系的形成。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