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31日電 今日出版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刊載國際問題學者韋弦的文章稱，戰略對話已成為中國外交的新亮點。中國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大幅度提升，影響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發生了轉變，主要是從內向型向外向型轉變，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地區大國。

　　文章說，戰略對話和戰略對話機制，對中國外交來說早已不是新鮮詞語。到目前為止，中國與世界主要戰略力量之間基本上都建立了相應的戰略對話機制。戰略對話對中國外交及其國際戰略的推展，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戰略對話機制真正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還是去年8月份開始的中美戰略對話。在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舉行了第一輪戰略對話一個多月之后，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就發表了他那篇引起深刻討論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演說。從此，戰略對話和戰略定位成為中美關系的熱門話題，也成為外界判斷中美關系的重要看點。

　　中國與日本的戰略對話，因雙邊關系近兩年的僵局而頗引人注目。從去年開始，兩國已經舉行了五次戰略對話，在高層對話中斷的情勢下，副外長級的戰略對話事實上已經成為兩國間主要的溝通渠道。這幾次次戰略對話，涉及靖國神社、東海油氣田、教科書問題等。兩國外長的卡塔爾會晤，應該也是5月7日中日第五輪戰略對話的內容之一。

　　實際上，中國與世界主要戰略力量之間建立戰略對話關系，并非始于美國或日本。雖然名稱不同，特別是一些對話在開始階段并未冠以“戰略”之名，但中國推展戰略對話機制應該也有10年的歷史了。

　　比較早的當屬1996年，中國與俄羅斯確立元首會晤機制，雖無“戰略對話”之名，卻享戰略對話之實。此后中俄元首和議會領導人的年度互訪以及總理定期會晤等，也都具有戰略意義。直到去年2月啟動的中俄國家安全磋商機制，完全具備了高層戰略對話的內涵。

　　真正冠以戰略對話名稱的則肇始于1997年中法戰略對話關系。而中國大幅度推展戰略對話關系頗見成效則在2005年。

　　2005年1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與印度外交秘書薩蘭在舉行了首次戰略對話。5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與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舉行了第一輪中日戰略對話。8月，中美第一輪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10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與英國外交部副次官歐威廉舉行了首輪中英戰略安全對話。12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在倫敦與歐盟輪值主席國英國外交兼貿工國務大臣皮爾遜等歐盟“三駕馬車”高官舉行首輪中歐戰略對話。

　　戰略對話日益頻繁

　　由此可見，2005年當是中國外交名副其實的“戰略對話年”。短短一年之間，中國啟動了與世界多個重要力量之間的戰略對話，足見“戰略”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核心概念與內涵，也凸顯出戰略定位、戰略利益和國際戰略對中國越來越突出的重要性。

　　文章認為，與1990年代相比，最近兩年中國啟動的戰略對話機制不再局限，或者并不特別彰顯高層特色，而是基本保持在副外長層面，既包括戰略議題，也涵蓋一些具體的外交議程。

　　對于有論者指出，中國啟動的戰略對話機制有兩種作用，一為推動雙邊關系，二為解決雙邊問題。文章稱，這個判斷基本是正確的，但并不十分準確。因為，有的戰略對話不僅僅發揮一種作用，而是囊括兩種作用。比如即將啟動的中德戰略對話，既需要推動雙邊關系的深化，又需要解決雙邊關系中存在的人權、知識產權、對華軍售解禁等問題。

　　而且，戰略對話的“戰略”作用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意涵。因為對話內容不局限在雙邊關系上，更涉及地區乃至全球戰略格局與架構。

　　所以，不妨把中國啟動的戰略對話機制的作用，表述為探索、深化戰略關系和調整、解決外交議題。比如中美戰略對話，第一輪談的主要是戰略問題，看起來很空，實際上很快就落到美國對華政策調整的實處。通過戰略對話，中美互相了解，調整戰略關系的定位。到了第二次戰略對話，各種外交議題就開始擺上臺面，對話開始發揮調整、解決外交議題的作用。

　　戰略需要是主因

　　文章說，戰略對話成為中國外交的新亮點，與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以及中國外交內在需求是密不可分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戰略定位、戰略利益和國際戰略的轉變或重新確立，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領導人頭腦中的重要課題。

　　中國歷來是國際舞臺上的戰略力量，但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戰略力量重要性主要來自面積、塊頭。但1970年代以后，中國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大幅度提升，影響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也發生了轉變，主要是從內向型向外向型轉變，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地區大國。

　　在戰略利益方面也有同樣的轉捩。隨著經濟的開放，中國的國際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逐漸拓展，中國的戰略利益隨著中國商品和中國人的足跡延伸到世界各地。

　　一直以來，中國的國際戰略并不十分明晰，或者說缺乏明確的戰略指引。從毛澤東時代的“三個世界”到鄧小平時代的“和平與發展”，這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判斷，只是說明了中國對當時世界和世界趨勢的看法，卻沒有在此基礎上明確中國的國際戰略、外交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進入21世紀，中國在上述三大戰略問題上漸漸有了一些比較清晰的認識，但還沒有長、中、短期的具體意向、思路甚至落實措施。

　　應該說，戰略定位、戰略利益和國際戰略的轉變或重新確立的需要，催生了中國與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間的戰略對話。新世紀的中國，需要通過戰略對話帶來的互動與磨合，來探求、理解并最終確立自己的戰略定位、戰略利益和國際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