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無論是秦兵還是于凌罡，他們更多地都被看作是房價漩渦中的“唐·吉訶德”。但這種“觸碰”只能具有象征性姿態

　　在房價的上升漩渦中，房價的最終承受者——消費者也上演了此起彼伏的“抵抗運動”。雖然他們的行為無異于螳臂擋車。

　　《204條》：“啟蒙運動”

　　自1998年國內啟動房改之后，大多數情況下，城市無房階層只能自己掏腰包向開發商買房子。由于需求剛性和消費者的分散性，買賣雙方極其不對稱。

　　作為一名北京的律師，秦兵目睹了2000年左右房地產交易中的種種黑幕，“當時因為購買房屋而受到欺詐的例子很多，很多消費者買了房子，就再也沒有機會翻過身來，他們一生都逃不出來了。”秦兵對本刊回憶說。

　　2001年前后，中消協公布的房地產方面的投訴數字每年都處在上升勢頭，房屋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投訴金額最大、增長速度最快的商品。

　　2002年初，秦兵經年積累的《204條商品房買賣合同》，很快引起了房地產界的巨大震動。“看了‘204條’，我才明白，原來購房合同可以這樣簽。”很多當時買房的業主都這樣回憶。

　　從內容看，《204條》僅僅是一份細化的購房合同，但它超越了購房合同的意義，成為一種追求誠信、拒絕欺詐，維護權利的信念。

　　“集體維權”開始成為一種潮流。但迄今，房地產市場仍然是一個實力懸殊、話語權嚴重不對稱的地方。

　　合作建房：叫板開發商

　　到了2004年，房價飆升的步伐向二線、三線城市邁進。在此背景下，北京青年于凌罡最早在全國發起了合作建房的運動。

　　這場運動迅速地波及到全國各大城市，其設想被廣泛解讀為：老百姓自己蓋樓，開發商靠邊站。

　　于凌罡也部分地默認了“開發商靠邊閃”之類的解讀。因為在他的合作建房模式中，“不存在當前房地產業從融資、設計到建設甚至銷售都包攬的全程開發商，他們必須轉變開發模式。”于對本刊說。取而代之的是服從建房人安排，完全按照建房人意愿行事的服務商。這些服務商可以幫助拿地，也可以受托進行房屋設計，甚至進場建房，總之服務商就是提供服務，僅此而已。

　　但最初拿地的經歷迅速讓理想的額頭碰了釘子：國內經營性土地招投標對競標單位資質有硬性要求；同時，地價經過數輪飛漲，已經變得高不可攀；收緊土地的政策也使得拿地周期延長。

　　于凌罡和他的伙伴們不得不尋找現實的出路。在經過參與者內部多次討論之后，他們開始了同開發商萬通集團合作。

　　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倫曾發短信給于凌罡：“天下有傻根者姓于姓馮姓理想，世間多智叟人叫牛叫狂叫后悔。” 其時，兩人相談甚歡，馮將合作建房看作一個理想的大客戶，這個客戶定制的并非一棟豪宅，而是數棟總建筑面積可能達40000平米的帶底商住宅樓。

　　事實上，于凌罡真正挑戰的是中國獨特的房地產“開發模式”，在這個制度中，開發商成為主導力量，只有他們能夠從政府手中買到地，而城市的無房階層獲得居住的方式也被事實上限定，就是從地產商那里購買“價格虛高”的房產。

　　后來事實證明，于和馮的合作并未達到其良好的初衷。合作建房者們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始終沒有拿到合適的土地來讓開發商“服務”。

　　同時，那些最初熱心于合作建房的參與者也開始分化瓦解，從剛開始的三四百人，變成了目前的100多人，由最初的意氣風發到現在的低調沉靜，但于本人對于合作建房仍然執著堅定。

　　民間抵抗：敲響警鐘

　　許多城市的房價從2005年房地產調控之后，反而經歷了一個反彈式的增長。于是，有消費者提出了所謂的不購房的口號。

　　有人評價說，拒絕的姿態“折射出來‘公民國家’的氣息——當權利受到威脅，可以就社會事務采取行動。但是，也要看到浸淫在‘不買房運動’中的民粹主義傾向——把集體行動當作泄憤的舞臺。”

　　在學術界，也為買不買房爆發了有趣的爭論：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王小廣斷言，未來的五年之內，房價一定會下跌。

　　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董藩就揚言要和王小廣打個賭，他在北京買套房子，五年之后如果房價漲了，王小廣就賠給他這幾年的差價；如果房價跌了，董藩把差價賠給王小廣。“我覺得我要真正接這個賭，我是賭我的良心，我可以用我的名譽、名聲，我現在就是賭我的名聲。”王小廣對本刊說。

　　深圳市一位參與的市民說，“‘拒絕行動’成功與否，不在于它的行動，而在于它的聲音，不是要對抗開發商，而是要訴求于政府。”

　　但面對強勢的房地產商和房價，很難想象所謂“抵抗運動”能有實際的效用，它只不過用這些來自不用角度的呼聲，為當前的房地產市場敲響警鐘。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