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宇，這個最近被頻頻提起的名字，成了一個“用生命加班”的符號。

　　就在這名華為公司員工因過度加班不幸離去的前幾天，廣州一名服裝廠女工為趕活，連續加班四天、累計工作54小時，在端午節前夕猝死。

　　上海最新一項調查顯示：42%的勞動者處于超時工作狀態。“拼命加班”成職場“潛規則”。

　　職場彌漫“朝九晚‘無’”

　　“朝九晚五，成了朝九晚‘無’。華燈初上，別人下班了，我們的工作日卻才過去了一半！”在上海浦東一家外資企業上班的黃某近日向媒體投訴說。

　　在上海一家國際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小伍對記者說：“我們除了要加班，還要頻繁出差。‘忙季’，成天飛來飛去，到一個地方熬上幾夜，又馬不停蹄趕去另一個地方。”

　　“白領入門的第一課，就是學加班。”去年10月進入上海一家外資公關公司實習的小舒說，她在最近的8個月里，有近五分之四的工作日在加班，平均每天工作約12個小時。“剛出差回來，一下火車就得趕回公司加班。連熬幾個通宵是平常事。”

　　加班不是“新人的專利”。做了8年廣告策劃的林小姐說：“我們早把加班當成家常便飯了。叫苦也是徒勞，就算跳槽，有哪個公司是不需要加班的呢？借用一句廣告語，如今的加班，還需要理由嗎？”

　　最近，國內一家門戶網站就“胡新宇之殤”進行了調查。對于“你經常加班嗎？”這個問題，近7000名被調查者中，64%“經常加班”，27%“偶爾加班”。從每次加班時間來看，2小時以上的多達78%，而超時加班能獲得補貼的員工只占17%。

　　在上海職場，一組數據探照出一顆讓人憂心的“地雷”。翰德人力資源公司最新調查顯示，盡管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但上海目前有42%的員工每周工作時間超過50小時。無獨有偶，上海社會科學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員工工作倦怠現狀”調查顯示，40%的員工對工作表示倦怠。

　　調查還表明，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上班族出現焦慮、失眠、記憶力衰退等癥狀。他們雖然拿著較為豐厚的報酬，但是卻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身體健康被嚴重透支。

　　“自愿”著，無奈著

　　智聯招聘網近日在全國范圍開展調查，結果顯示：六成上班族由于頻繁加班而身體每況愈下，但面對企業的晉升和淘汰機制，他們常常“自愿加班”。

　　調查發現，六成員工之所以“自愿加班”，主要是出于“三怕”：

　　一是怕丟了來之不易的飯碗。即將投身某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小欣說：“如今的就業形勢很不樂觀，找到這份讓許多人艷羨的工作，我已經拼掉了半條命，工作后如果連加班都不樂意，萬一被開除怎么辦？”張某是一家房地產代理公司的置業顧問，公司實施末位淘汰制，為了不被淘汰，他已經很久沒過雙休日了。

　　二是怕在與同事的競爭中處于下風。智聯招聘網調查表明，在“自愿加班”的員工中，有近半數是出于競爭而被迫“加班”，或是想通過加班博得老板的賞識。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的劉小姐說，自己下班后經常得陪客戶參觀工廠，否則到手的業務就可能被別人搶走。在長樂路某知名咨詢公司上班的施先生說：“其實同事誰也不想主動加班，但在老板面前表現一下，也許能得到更多機會。”

　　三是怕影響自己的事業發展。一家跨國公司的銷售經理毛先生說，他所在的公司，個個都是“人中之精”，一個比一個優秀，要想不落后，必須把加班當作工作的一部分，“習慣了就好”。在上海恒隆廣場上班的秦小姐對此完全認同，“想要升遷，怎么能不加班呢？”

　　前不久，上海浦東新區總工會針對陸家嘴、張江、外高橋區域“白領”群體的調查結果顯示，“白領”階層盡管具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卻也有著難以排遣的職業壓力和生活壓力：一方面，多數企業為了爭市場，把業務指標擺在重要地位，“指標”成為很多員工心頭的大石；另一方面，包括住房、撫養子女在內的生活成本過高，使得他們不愿放棄一切可以增收、晉升的機會，于是，一頭扎進了加班的“泥潭”，不斷挑戰生理和心理極限。

　　“拼命加班”為何成常態？

　　“拼命加班”為何見怪不怪？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有“嚴苛”的企業制度高懸，身邊有“先進”的工作榜樣，大家為了保住難得的職位，不得不忍耐超時加班之苦，加之來自家庭、社會輿論的對于過度工作的褒揚，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難以逆轉的“加班潛規則”。這個“潛規則”帶來的結果是，過度加班的氛圍在社會漸漸彌漫，演變成一種共通的“加班文化”。

　　反思加班文化：女工連續4天長時間加班猝死

　　探究“加班文化”，發現，其根源在于兩方面的缺失：

　　一是觀念方面的缺失。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對記者說，員工逃避一切加班、忽視必要的工作職責固然是錯誤的，但變成“上班拼命，下班睡覺”的工作機器，更會與豐富、有益的社會生活隔絕。常識表明，休息是不可或缺的，連續加班會影響生產效率，不僅消磨身體，還會導致員工步入思維和文化的真空。

　　“問題在于，一方面是西方人對休息權很看重，另一方面，他們中一些人進入中國后，為榨盡剩余價值，大力推行‘加班文化’。這在一些外資企業、跨國公司，表現得尤為突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說，這些企業的工作模式，是“將生命作為可犧牲成本”，有意識地提高淘汰率，靠高頻的新血液維持高增長，不顧惜員工的生命價值。一位IT人士說，國內IT行業被列為“過勞死”的高發區，員工加班已成常態；在歐美IT企業工作的朋友，卻常常接到休假通知甚至被強制休假。

　　二是制度保障的缺失。目前，在我國的勞動保障范疇內，尚不存在“過勞死”的概念，“過勞死”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而對于更多的“過勞而不死”的加班一族來說，目前的法律更是“愛莫能助”。勞動法雖然規定了每周五天和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對于限制超時加班問題，缺乏可操作性的具體條文。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峻認為，目前我國在超時加班問題上缺乏制衡機制，員工既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也缺乏有效的維權機構。要破一破當今社會“加班文化”，首先要從完善制度入手，在法律上對加班行為予以細致的規范，同時，對用人單位以種種方法強迫員工加班的行為，勞動監察部門應探索從“有舉報再介入”轉變為主動介入，以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據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