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一個社會能讓富人活得自信，富人的價值觀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基本一致，富人的樂善好施成為社會財富再次分配的重要渠道，這個社會的治理就大抵獲得了成功

　　在一個走向富裕的社會，“安富”也是重要問題。

　　不要害怕出現富可敵國的大富豪。如果能讓一個社會的富人活得自信，富人的價值觀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基本一致，富人受到人們的尊重，富人的樂善好施成為社會財富再次分配的重要渠道，這個社會的治理就大抵獲得了成功。但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在社會轉型時期尤其不易。

　　在許多情況下，一個社會不該限制富人的消費，哪怕這種消費顯得奢侈。因為富人對某些奢侈品的消費可能是其他階層跟進消費的重要條件。記得十幾年前幾萬元一個的“大哥大”是富人身份的象征，現在不一樣了，性能更好的手機已經進入了廣大農戶家中——這是一種規律。一種新的產品出來，開始時批量小，成本也高，富人開始購買，使得批量逐步增大，產品的成本便逐步下降，價格變得越來越低，收入低的人群就買得起了。

　　汽車的普及也是如此。當初汽車還是小規模生產的時候，性能差、價格昂貴，富人買來后不僅要請工程師駕車和維護車，在汽車行走時還要雇人在汽車前面鳴鑼開道，以警示行人(英國有過這種法律)。后來因為這種東西既時髦又實用，富人買得多了，生產批量增大，也就發生了價格降低的效果，相應地有了交通規則，汽車使用的成本也降低了，慢慢地汽車就進了普通百姓人家。

　　前兩年有報道說某公司正在開發太空旅游業，價格十分高昂，但也有富人成了顧客。有人看到這種情景不免心存嫉妒。但想一想，一旦這種業務有了規模，技術有了創新，價格也會降下來，那時普通百姓興許能登上宇宙飛船到太空旅游一番。

　　但上面的情形并不具有普遍意義。比如在富人對土地的消費上，土地是不會批量生產出來的。前不久偶然看到北京市的一張消費地圖，上面標出北京市的高爾夫球場有好幾十個。盡管說中國人很會讓“貴族消費”民間化，但富人玩高爾夫球普通百姓是很難跟進的，球場的使用費也不會因富人多消費而降下來。還有一些富人食用珍稀生物，食用的數量越多，珍稀生物的存留量就越少。凡這類享受，不論富人多么努力先行一步，廣大普通百姓也很難跟進。

　　所以，我看在這些方面不需要對富人的消費給予鼓勵，相反，有一些限制或禁止倒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富人們食用珍稀生物就應該禁止，而高爾夫經營場所則應該向國家交納特殊的行業稅。至于土地的占用，如果富人不是為了親自耕作，則可以對富人擁有或占有土地提出限制辦法。比如，如果富人進入農業生產后只當地主，不親自管理農場和耕作土地，僅僅雇傭農業工人干活，國家就可以把各種有關支農的補貼直接給耕作土地的農民，而不是給地主。

　　上述的富人消費實際上是兩類，前一個是消費的供給競爭性領域，后一個是消費的供給壟斷性領域。在前一領域里富人通過自己的消費使市場擴大從而為社會做出貢獻，在后一個領域富人通過納稅向社會做貢獻。按經濟學的道理，富人的這種貢獻也算不上犧牲，因為他們從消費活動中獲得了福利。在獲得和付出之間是不是形成一種均衡，完全由富人自己的理性來把握。在后一種情形下，政府制定的稅收“價格”會對富人的消費量產生影響，而政府定價的依據應該是相關活動中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的均衡。但這種均衡的把握不容易，需要一個“聰明”的政府。

　　還有一個通道也可以使富人花錢成為社會的積極因素。例如對社會尊重的需求。通常，一個富人可以通過做慈善事業獲得尊重。但“尊重”是一種昂貴的“物品”。社會給富人開的價碼是不同的，富人越是有錢，要獲得尊重的價碼就越高，這迫使富人要拿出相當的錢來獲得社會的尊重。這就構成了富人與窮人之間特殊的交易機制，交易的結果是富人和社會之間各得其所。

　　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做好“安富”這件事情，富人以及富人的消費就可能成為社會不和諧的因素。如果財產規則不健全，看起來可能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但富人們終歸心存恐懼，不免選擇醉生夢死的消費方式。如果公共生活規則不健全，富人們難以通過社會活動服務于公共部門，難以贏得尊重，結果也會使富人們揮金如土，激起社會的仇富心理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黨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