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五位四川省廳級官員分別在美國佐治亞州和明尼蘇達州接受理論培訓，并進入州政府部門“頂崗實習”(美方稱之為“Job-shadow”，即“影子工作”)。中國官員在國外政府部門“當官”，全程跟隨外國官員參與各項工作。這在歷史上尚屬首次。

　　自改革開放起始，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出國考察、出境學習就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的一種途徑，官員出國深造“蔚然成風”。然而，據《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道，公眾對官員出國高成本的非議，國外培訓機構對培訓中國官員的熱衷，以及培訓成效評測的復雜性，使官員出國培訓成為公眾眼中一件“花錢不討好”的事。

　　體制、國情不同，取回的“經”會南橘北枳嗎？

　　“出國考察就是出國旅游，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與其出國頂崗培訓，不如到窮困邊遠山區掛職鍛煉來得實在！”

　　這些話雖有些偏頗，但在公眾心目中，對官員出國學習總有種“浪費”錢財的印象。原因在于一組數字：根據《2004年度行政事業單位決算》，2004年全國行政事業單位出國費用約為29億元(其中出國用匯19億元)，其中中央11億元，地方18億元。

　　6月上旬，一則新聞再次將對“官員出國”的質疑和批責推向風口浪尖。據韓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介紹，在未來的3年內，中國將派出3萬名農業官員到韓國考察學習。按照“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打算，在今年為來自中國的約1萬名公務員，安排“培訓7天、觀光3天”的研修計劃。精明的韓國人還特別推出了一些具有“針對性”的“旅游商品”。

　　從這種“觀光”的安排上看，公眾心目中“浪費錢財”這四個字一時間還很難驅除掉。

　　“官員出國成本過高，造成巨大浪費，是個嚴重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壽龍教授說，“我國公共財政體制缺乏內在的硬約束，目前還是一種軟約束，使領導干部可以在財政上做很多臨時性的調整，使得某些開支遠遠超過了所需要的水平，同時也損害了其他部門的利益。”

　　美國成了中國官員培訓基地

　　近幾年，國內黨政干部出國考察、培訓，無論是在考察團的規模上還是出國的頻次上，確實有上升的趨勢。這是因為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作出了大規模開展干部培訓的決定，要求5年內全國縣處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普遍培訓一遍。

　　于是，黨政干部大規模赴境外學習培訓就似乎成為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的最好選擇。

　　自2003年起，哈爾濱、新疆、青島、重慶、山東省、杭州、湖南省、泰安、河南省都派出了干部赴國外進行不同時間的學習和考察。

　　在所去的國家中，“美國”兩個字格外顯眼，雖然也有去其它國家的，但從公開報道的事實看，以美國為目的地的官員培訓團最多。美國儼然成了“中國的官員培訓基地”。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中國官員培訓“哈佛計劃”。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簽訂的三方協議，在從2002年起的5年內，政府學院將為中國培訓300名廳局級以上中高級官員。有報道稱，這是歷來最大規模的中國官員海外培訓計劃，將對中國公務員隊伍素質的提高產生積極作用。

　　國外熱衷培訓中國官員

　　目前，我國官員去海外培訓可去30個國家和地區。出國培訓管理司對于出國培訓的國別和地區分布進行整體調控。由于各國特色不同，在派出時也注意揚各國之長。

　　瑞士圣加侖大學中瑞公共管理培訓項目經理約瑟夫·蒙德爾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瑞士在公共管理、環境保護和旅游方面比較強，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具有一定的競爭力，我們愿意把這些領域的一點點好的經驗提供給中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從1998年起開辦的“管理經濟學碩士班”，吸引了大批中國地市級官員前往學習，這個班也因此得名“市長班”。2001年4月，中國同新加坡簽署了“中國高級官員赴新加坡考察學習計劃”。在這項計劃下，每年由中組部選派12名中國高級官員赴新留學。

　　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亞洲國家瞄準了這項事業：今年2月5日，韓國首家中國公務員培訓基地在韓國龍仁市錦湖韓亞集團人才開發院正式成立。

　　中國官員出國培訓給世界帶來的機遇是很明顯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管理經濟學碩士課程主任周孫銘教授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指出：“我們一向都鼓勵新加坡人來參加我們這個項目。來參加我們這個班可以認識到中國高級干部，跟他們建立同學的關系。以后我們的國營企業，我們的法庭機構要去中國開分公司或投資，他們就有這些校友幫忙。”當地媒體更直接指出，本地企業要熟悉中國政府部門的運作模式和領導干部的思維方式，進而順利趕搭中國經濟順風車，其實無須舍近求遠，完全可以在南洋理工大學“市長班”“就地取材”，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官員出國成效幾何

　　官員一批批地出國培訓，到底成效如何呢？

　　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今年北京市人代會上闡述了一個頗具有諷刺意味的成效，他說：“以前，聽說南斯拉夫的奶牛養得好，中國人就經常去學習參觀。當地的官員就對我們講，‘中國人就是愛學習，連我們的奶牛都認識中國人了！’”他指出，我們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的渠道非常多，所以不一定非要花時間、花精力到國外去考察。

　　關于官員培訓歸國后的成效，有觀察人士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間，雖有整批整批的官員到公共財政管理比較規范的國家考察，可是，他們學到的東西給人的感覺仍是有限的。

　　不過，出國培訓的成效是很難量化的，因為這不是一個可以用數字來衡量的問題。有觀察人士指出，歸國后取得成績的官員，運用更多的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手段，西方政府管理經驗只是作為補充，或者被“中國化”了。

　　“以前我國是將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合而為一的，但西方比較強調管理的技術層面，我國干部出國培訓，主干課程也都是公共管理，側重技術層面的東西。與傳統的政府管理大不一樣，不是建立在政治學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之上的。”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教授王云駿接受《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有觀察人士認為，一直以來，國內講究的是領導藝術。藝術的概念更加寬泛，也沒有一定之規，而技術則更加具象化，更容易操作。“希望在國外的‘頂崗培訓’能扭轉這一痼疾。”這位觀察人士說。

　　(轉載于人民日報-《華南新聞》；文/崔世海 李慎波 周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