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電影節的衰落，正是當代電影文化的一幅鏡像。凸現今日電影作為大眾娛樂而非精英文化的歷史轉型

　　★ 文/朱靖江

　　照理說，每年9月初舉行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稱得上是一樁影壇盛事。作為創辦歷史最為悠久的老牌電影節，水城威尼斯的星光曾經在過去七十多年的歲月里熠熠生輝，也曾讓眾多電影人在金獅大獎的光環下一舉成名。但進入新千年以來，威尼斯電影節的絢爛卻顯得日漸黯淡，無論怎樣調換主席、添加噱頭、展映大片、招攬明星，似乎都不能挽回它在電影江湖中姿容老邁的衰落趨勢。

　　特別是今年，當我們掃視威尼斯電影節的參賽作品和與會嘉賓時(雖然其中不乏電影宿將與銀幕新秀)，竟有些意興闌珊，甚至難以激起影評人預測誰將捧杯折桂的專業激情。

　　各大電影節日漸衰弱

　　其實威尼斯并非惟一星光黯淡的國際電影節，其他幾項全球頂尖的電影賽事近年來也都乏善可陳。同樣屬于歐洲三大電影節之一的柏林電影節，這兩年的成績也殊無起色。奪得2005年金熊獎的南非電影《卡雅利沙的卡門》和奪得2006年金熊獎的波斯尼亞電影《格巴維查》，在獲獎之前與得獎之后，幾乎都沒能引起國際主流影壇的關注和贊譽。每年不滿柏林電影節“走位飄忽，授獎叵測”的電影傳媒大有人在。而在兩年前，風評不佳的華人女演員白靈，居然能高調出任柏林電影節的評委，也讓不少中國觀眾對這個一貫標榜品味嚴肅的電影節大跌眼鏡。

　　曾經被視作亞洲首席電影盛會的東京國際電影節，這幾年同樣因為品質欠佳而日漸沉淪。姑且不說參展的電影不少都是年度的二流作品，每次贏得大獎的影片也多非上乘之作，甚至在電影放映的安排組織上，東京影展都顯得局促簡陋，只在紅地毯的長度上做做文章。

　　而曾被認為最具有文化包容性的蒙特利爾世界電影節，若非臨時找到應急的財政資助，今年恐怕已難以為繼。

　　環目所視，原本莊嚴熱烈、紅紅火火的眾多國際電影節，大多未能葆有上世紀以來的青春態勢。雖然一枝獨秀的法國戛納影展尚能光鮮地周轉，但隨著電影大勢的變遷，戛納金棕櫚的艷光也不再擁有“點石成金”的光影魔力。

　　國際電影節的衰落其實正是當代電影文化的一幅鏡像。它反映出世界電影創作走向與評價體系的世俗化趨向，凸現出今日電影作為大眾娛樂而非精英文化的歷史轉型。

　　電影節文化使命的時代變遷

　　歐洲國際電影節的興起，其實是以二戰結束后的文化價值重建為開端的。再以有74年歷史的威尼斯電影節為例，它在墨索里尼統治時期的名聲并不美好，被視為意大利獨裁者涂抹的藝術脂粉，甚至戰爭期間的威尼斯獲獎作品迄今不為電影史界承認。

　　當戰后百廢待興的歐洲人再度舉起攝影機，重新開始電影創作時，必然要將他們的哲學思考與文化使命訴諸于膠片，而重整旗鼓的電影節無疑正是電影精英們碰撞思想，甚至造反革命的圣地。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現代西方電影理論形成并如火如荼的時代，也是“20世紀最后一次歐洲革命達到高潮并開始落潮的時候(戴錦華語)。”從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電影，法國的“新浪潮”運動，到聯邦德國的“新德國電影”，美國的“新好萊塢電影”，世界電影的主旋律是創作思想上的“作者電影”與理論闡釋上的“符號學”和“結構主義”。在當時激進的語境之下，電影是有著本體價值和哲學訴求的藝術驕子，倘若不作電影語言的創新，不求影片內涵的思辨，只是追逐電影的票房價值的話，完全是在褻瀆這位神圣的“第七女神”。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大批內容艱澀、寓意深刻，卻又讓普通觀眾不明所以然的藝術電影風起云涌，直接占領了電影評估體系的制高點。如同彼時層出不窮的現代派思潮一樣，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的品評者們，也以傾心追捧“影像革命”的藝術旗手為己任，將安東尼奧尼、帕索里尼、阿倫·雷乃、特呂弗等一批歐洲影壇怪杰，打造成繼往開來的一代電影大師。而黑澤明這樣的日本電影導演，也是在其作品《羅生門》贏得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后，才被認可為亞洲電影的國際化先鋒。

　　經過數十年的社會發展與文化變遷，歐美電影不再是新銳思潮和革命理想的試驗田。后現代主義的濫觴與昌盛，更讓80年代以來的西方電影作者放棄了沉重的文化使命，并暫時將這份責任交給第三世界的電影導演們。于是中國的“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群、伊朗的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等創作者開始活躍在國際電影舞臺，成為各大電影節的貴賓常客。

　　他們的作品一方面有異于西方電影人的創作視角，著力刻畫另一種文明中異常的生存狀態，另一方面又和西方的政治文化基調彼此呼應，從影片實例上印證歐美文明所倡導的價值觀念。因此90年代國際電影節與中國、伊朗等國電影人之間的互動，更像是一場貌似藝術無邪，卻暗通政治款曲的探戈舞。當然舞姿優美與否，也要看各人的修為造化。

　　好萊塢電影打碎了“藝術”的電影節

　　真正將天仙一般的國際電影節打下凡塵的，還是好萊塢電影這個艷俗的“惡棍”。經濟全球化的直接成果之一是好萊塢電影的普世存在，而它提供給全球電影人的參照系，是數以億計的票房收入和錦衣玉食的豪富生活，這卻不是歐洲那些文藝腔的電影節所能承諾的美好愿景。

　　好萊塢電影的產業規模、擴張欲望以及從世界影壇吸納新鮮血液的強勁動力，都在誘惑各國電影人到美國趕海追潮，如有所成，得到的就不再只是一尊鍍金的獎杯，而是沉甸甸的美金支票。

　　曾經在柏林、戛納、威尼斯頻有斬獲的張藝謀和陳凱歌如今都深諳個中滋味，哪怕只是在歐洲的電影節上擺攤預售，也要想法把手中的新片拿到美國的“金球獎”和“奧斯卡”上獻寶。在商業電影占據全部創作資源的當代，成為“大師”早已不是電影人的夢想，拿下天文數字的票房才是鐵錚錚的硬道理。如果在國際電影節上摘金奪銀不能轉化為影片的票房大賣，誰還在乎那道轉瞬即逝的藝術光環呢？

　　正因如此，年年上演的國際電影節已經成為一種審美疲勞的西洋廟會，只是循著慣性周而復始。場上的參賽者心猿意馬，幕后的評審團難得糊涂，場外休閑的看客們更愿意對女明星的霓裳靚影和走光尺度品頭論足。不管是金熊、金獅還是金棕櫚，既然在美國好萊塢電影一統江湖，大多數電影節的獲獎影片其實和月球背面的環形山一樣，難以被我們這些普通的電影觀眾看到。那些瑣碎、熱鬧、香艷而小有情趣的紅毯報道和花邊新聞，不妨就被我們當作節日的正餐，喜氣洋洋地吃掉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