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浩然訪談錄》用大量篇幅談到發生于1966年的老舍之死。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老舍先生的家屬認為浩然在這篇訪談錄中出現了三個大錯，把攻擊矛頭對準了老舍及其親人，并要求浩然對此事負責。下面是《天津日報》對老舍長子舒乙的訪談。”

　　記者：最近，有《浩然訪談錄》見諸報端，其中用大量篇幅談到發生于1966年的老舍之死。浩然當時是北京文聯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據他講，老舍夫人胡青在得到老舍去世的消息后，反應冷淡，說“死了就死了唄”。您那時已經是31歲的成年人，您是否記得當時的情況？

　　舒乙：浩然在說謊。我的父親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投太平湖自殺，對我來說刻骨銘心，我怎么會忘記呢？老舍先生投湖的前一天，受到某中學紅衛兵的摧殘與侮辱，當晚是我母親把他從派出所接回家，并且幫他脫下血跡斑斑的上衣。他投湖之后，我趕到現場，后事也是我和母親辦的。我最了解真相。

　　老舍先生去世那天，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急得要命。因為前一天，老舍先生不能忍受紅衛兵的摧殘與侮辱，與他們發生過激烈的沖突，家里人擔心事態向更壞的方面發展。沒有辦法，只好由我出面代表老舍的家屬去找周恩來總理。那時已是晚上，國務院接待站一位極負責的軍官接待了我，很客氣，說我們也很焦急，請放心，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們。我剛到家，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就到了，說總理已知道此事，他非常著急，說會盡全力去找。而此時，我們還都不知道老舍先生已經去世了。去國務院的時候，我把老舍先生的血衣穿在里面，外面又套上了外套，盡管天氣炎熱。到了軍官面前，我打開外套讓他看，衣服上血跡累累。這足以證明，家屬對此事的焦急程度，情形絕不像浩然所講的那樣。

　　當時在太平湖，文聯一個造反派頭頭在，他以前與老舍先生和我們家很熟，見到我竟然問“你叫什么名字”、“出示你的證件”，之后就走了，只說了句“趕快處理后事”。他的司機以前給老舍先生開車，平時也很熟，臨走時司機悄悄跟我咬了一句耳朵說：“這個地方有野狗”。他是囑咐我要守好父親的遺體啊。我十分感動。那時很慘，天完全黑了，并且下起大雨，我不能離開，也沒辦法同家里人聯系，只好一個人守著父親的遺體，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啊。下起雨來，我在雨中落淚。那是我終生難忘的記憶。后來在一篇散文里我寫過，“不知是雨在落，還是淚在落”。這才是歷史事實。

　　記者：《浩然訪談錄》中還提到草明。據浩然講，那天，紅衛兵讓老舍站在高臺階上。紅衛兵不知道他有什么問題，只知道有這么一個人。這時草明出來說，我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美國人，要美金。大伙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紅衛兵摘牌子時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邊的一個紅衛兵打去。是草明的“揭發”導致了紅衛兵對老舍更大的迫害。對這件事，您是否了解？

　　舒乙：這一點確如浩然所說。草明為了保護自己，挑動紅衛兵斗老舍，理由是“他拿美金”。老舍說我在美國是自由作家，“拿美金”是必然的，很正常，為了生活。但那時的紅衛兵很幼稚，認為拿美金，就是拿敵人的錢。草明明白這一點，可她故意這樣說。許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很含蓄地指出過草明的事。她立即找到作協，她不僅沒有自譴，卻還要組織出面保護她。那時鮑昌是全國作協的領導，他跟我談，希望我不要再說，維護草明的面子。我說：“既然你來找我，我以后不再提。”后來又有人訪問草明，她很害怕談此事。現在一談就推脫自己，雖也說她是有責任的，但輕描淡寫。

　　記者：許多年過去了，您現在如何看待那時候的當事人呢？

　　舒乙：對于老舍之死，草明和浩然都是有責任的。當時的事情是歷史的事件，作為有責任的個人，我認為可以有兩種態度：一是沉默；二是懺悔與反思。而不應該有這樣的發言。浩然的訪談在北京有很大的反響，許多作者都表示抗議。當時浩然是革委會主任，他怎么能一點自己的責任都不談相反說家屬反應麻木，我們要控訴他，甚至要起訴他。實際上應是他心里有鬼，以這篇訪談掩飾他個人的責任。他應當自譴。作為老舍的家屬，我們很寬容。我現在原諒草明，她已經老了。

　　去年老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很大。老舍先生的地位明顯上升，除了人們發現了他文學作品中新的內涵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人品好，有非常濃的人情味。還有一個就是他死得太慘，死得有氣節。他離家出走準備走上死路，出家門之前突然問我媽媽“家里還有多少錢”。他是從不管錢的，對錢財心中完全無數。又問“夠孩子們養家糊口嗎”。這是一個很令人感動但多余的問題，因為那時除了小妹妹還在北大念技術物理之外，3個大孩子都已經工作多年了，經濟上很獨立，我們從來不找他要錢。他是一個極關心孩子的父親，有老式男人的責任感，是一種親情促動他想到這樣的問題。

　　總之，浩然這篇訪談錄有三個大錯：一、用造謠的方式直接攻擊了老舍夫人，這和當時造反派為掩人耳目而推脫責任制造各種老舍之死的謊言如出一轍；二、浩然甚至攻擊了老舍先生本人，那個時候，老舍先生生命的最后幾年，他本人的文章有時都發不出來，他只有沉默，甚至擱筆，這是歷史悲劇，怎么還可以指責他對年輕人不熱情；三、對某些人來說，對“文革”深入批判不夠，于是浩然和浩然們至今沒有任何自譴和自我批評的能力，他們對“文革”這場民族大劫難往往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地向上一推了事，成了一個極可悲的通病。

　　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并不想針對某個人算歷史賬，但我們要還歷史以真實。(作者：宋安娜 韓曉晶 白麗/轉自《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