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圈呆過，才知道制約嚴酷

　　老俠：我記得你曾執導過兩部片子，都沒有通過。看來，你與別人合著弄個電影劇還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個什么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來，我可以寫小說，誰管得著？我在里面時最后弄得自己也沒勁兒了，太累，無聊，受委屈是活該倒霉我自找的，我最后出來是必然的。一是自己內心中已經覺得沒勁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

　　老俠：換句話說，在這兒當導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須變著法兒迎合什么。

　　王朔：必須這樣。在那過程中也許會有不舒服不滿足，覺得是不是可以拍點別的，但很難做到。這些還在其次。在與一些導演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他們有一種特別強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說他們作為導演生存下來的欲望特別強。他們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嚴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過，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著錢，多少梟雄一晃而過，去年還紅得發紫，轉過年來，一炮沒打響，就下來了，作為導演的失敗。拍一部片子難死了。

　　這種情況，只有身處其中才能體會到那些制約的嚴酷。對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導演，我從最同情的角度講，是被生活逼的。當然，你可以說，咱不干成不成？有的人就說：我就不干這個就退了。但我覺得，這種人挺少的，基本沒有。我能退出，是因為我原本就是寫小說的。

　　張藝謀與陳凱歌，一路投機走到現在

　　老俠：非要鉆進那個明明是迎合什么的圈子嘛！說白了，不是生存問題，而是電影這一行所帶來的名聲和金錢的問題。實際上是利益。想一個人活得沒有心理壓力，有口飯吃并不那么難。但要活得有個虛名和大把的金錢，在這兒除了投機取巧就沒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這種條件下，你說電影能是個什么東西，它不可能是個東西。你要個性化也只能是一種普遍要求中的畸形東西。整個電影都是假的，虛幻的，自吹自擂的，就從九十年代以后，中國電影就沒有好電影，只有極個別的地方、局部的有閃光的地方。現在大家都說陳凱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覺得還可以。雖然他的想法一開始就是錯的，但是他還要自我堅持，想從中弄出點兒個性來。這樣，他只有在這么個情況下才能堅持個性。什么情況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求不謀而合了，《刺秦》里就有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容，正好與主旋律吻合。當年我們祖輩們就有一種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揚這種東西和弘揚愛國主義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

　　老俠：你說像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導演，是國內外的知名導演，都得過國際大獎，當過國際著名電影節的評委，人家還請張藝謀拍歌劇《圖蘭朵》，錢也是大把大把的。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東西？你覺得是不是當了名導了，他們就用不著……

　　王朔：怎么用不著，我說這是沒有止境的，他不會因為你說什么就停下來。這里還有個問題，他們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機過來的。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是早年就堅持了什么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那會兒時髦什么他就拍什么。其實和謝晉的做法大同小異，誰也沒真堅持過什么。倒是田壯壯比較牛，他拍的電影《獵場扎撒》、《盜馬賊》，多難看的電影啊，但他說，我就喜歡，我就拍這個，你不讓我拍，別的還不拍了呢。

　　老俠：壯壯最后拍了個《藍風箏》，沒通過，以后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對，你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還堅持了自己。其他人，別說堅持自己的立場、堅持自己的趣味、堅持自己美學上的什么觀點，就連最煽情的MTV也能干了。陳凱歌拍了一個《國旗》的MTV，是同類MTV中，我見過的最煽情的。

　　陳凱歌的電影———假大空的浪漫情懷

　　老俠：回頭想想，其實他們從一開始就煽情，就詩情畫意的。

　　《黃土地》、《紅高粱》等東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時髦的觀念所左右，他們要用一個電影概括歷史、表現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們從那時重視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們對人采取俯視的視角，居高臨下。相比之下看看臺灣侯孝賢的《風柜來的人》，拍得極為真實流暢，是中國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侯孝賢對人的關心是一種切近的具體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鏡頭前拍。而陳凱歌、張藝謀則是用外國電影技巧包裝虛假的浪漫情懷，我稱之為“黃土地的浪漫情懷”、“紅高粱地的浪漫情懷”，他們那個時候就在用濃烈的抒情手法撒彌天大謊。外國人來中國，大都要去看那個老古董長城，張藝謀就用電影建一座中國人的精神長城。長城是什么？有什么偉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們為了睡個好覺，做完春夢，利用權力驅趕著羊群般的人進行最原始的體力勞動嗎？

　　王朔：陳凱歌在某種程度上也還在堅持自己的趣味，當然是在那種吻合條件下，那張藝謀呢？我倒覺得，他是一直能趕上潮走的人，手把紅旗旗不濕那種。所以，每次潮來，他都有把自己變成意識形態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老俠：張藝謀在80年代末90年代之所以風頭壓過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么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實際上一點也不先鋒，拋開他片子中建造虛假精神長城的大觀念不說，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極為通俗，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性的“性”。《紅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亂倫”，《大紅燈籠》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夸大張揚中國人的生命力一樣地夸大、張揚性的作用。用濃墨重彩的電影技巧包裝那點可憐的硬造出來的“性高潮”。他的硬件全是流行色情小說的主題。到了“咱爹咱媽”又變成愛情的流行曲。而陳凱歌在實驗電影上走入絕境，《邊走邊唱》徹底失敗，在國際電影節上弄了個“金鬧鐘獎”，即最乏味的電影。于是他也不得不轉向通俗轉向大眾轉向主流，他曾說張藝謀走的是好萊塢主流電影的路子，而他是異端電影，永遠不會迎合主流。但他堅持不住了，于是有了《霸王別姬》，他的硬件更打人，同性戀，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電影中。名演員，陣容強大。我聽人說了這片子棒，獲了“戛納獎”，就去看了，但沒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么虛假，鞏俐和張豐毅在影片中做愛的鏡頭就更虛假。他這個勁，走到《刺秦》一點兒也不奇怪。

　　張藝謀———用最樸實的電影手法撒大謊

　　王朔：那我還覺得陳凱歌有點兒自己的東西。張藝謀最近的片子，我特別受不了的是什么？是《一個都不能少》里面向社會灌輸的一種觀念，我認為對中國人特別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獲，一分耕耘就會有一份收獲，有志者事定成！他似乎以為別人都在變換立場，只有他一個人堅持，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這樣，堅持！那我就要問，堅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斷趕著潮頭在那兒干！你不讓我這么干，我就那么干，揀你喜歡的干，反正我就要在這兒。我就要挖，任誰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老俠：實際上張藝謀教給人的堅持是一種什么邏輯呢？實際與主流的邏輯是貫通的。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張藝謀是為了堅持(拍電影)可以不擇手段。擴而廣之就是，為了活出一種體面，要不擇手段地堅持下去。挖達不到目的，我就刨。浪漫的詩意的濃墨重彩的鏡頭不行，我就換一種樸實的平淡的紀念片似的鏡頭。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全是一個樣，弄得土呵呵的，群眾演員，用最樸實最寫實的電影手法撒一個彌天大謊。秋菊也堅持，堅持到最后是公安局領導出面、市領導出面幫她解決問題，替她鳴不平。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農民在現代土皇帝統治下的無奈一點兒也沒有了。他也在告訴別人：只要你堅持，就一定能有出頭之日。他只管活著，不管怎么活，而這種不問怎么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國人觀念中那種“好死不如賴活著”。最可笑的是還有一位北大法學教授，拿著《秋菊打官司》論證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反對與國際通行的法律規則接軌。把嚴肅的論證建立在一部撒謊的電影上，我就只能說這位教授的論證也是謊言，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

　　王朔：他后面那兩個更是撒彌天大謊，秋菊到最后還有個法盲的說法，《一個都不能少》那個就只有感激的份兒，社會一關懷，什么問題都解決了。中國教育的問題決不靠什么希望工程、幾個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決的。

　　老俠：最根本的問題他不觸及，就用土塊子修造真善美的長城，貌似民間關懷，實質是平庸。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張藝謀的事業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種土坷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個都不能少》還是個電影，而《我的父親母親》已經不是電影了，更是彌天大謊了，一首MTV變成了愛情絕唱，硬把MTV的長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長度。什么好幾十年的等待，好幾十年的鄉下過日子，多么多么艱難……這兩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塊兒。

　　不是酷愛電影，而是為了在潮流中“活著”

　　王朔：我覺得再沒有比在中國民間強調詩情畫意更不誠實的了。他這等于把那種風景的優美置換成所謂人性的優美，把中國農村風光的相互置換成中國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對民族的信心、對人類的信心、對美好生活的信心。這種置換即便作為一種藝術包裝了的宣傳也比較拙劣。而且我覺得用那么簡單的方法做這種煽情，那我只能認為他的全部目的僅僅是為美好而美好，他也懶得費多大心思，就弄一個簡單的東西端給你。當然，有人會佩服詩情的，詩好像就是簡單。但是我覺得其實他蒙不了人，他那里沒東西就是沒東西，他最終達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飾就一無所有了。

　　老俠：最近報紙上說張藝謀出任了一個模特大賽的評委，保不齊他哪天又玩上服裝了，也弄個張藝謀的名牌系列。現今的“腕兒們”都屬于全才型，全面開花是時代的潮流。你說一不留神沒準弄出個《紅樓夢》，但這還是你的本行，是小說。但是其他腕兒們，像趙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傳作家，張藝謀一不留神就當了模特大賽評委，陳凱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國慶觀禮臺……

　　王朔：潮流變了，他會換的，但無論怎么換都是為了活著。老俠：他現在活著的方式就是必須拍電影，拍著電影就是活著，他對電影真有一種狂熱的酷愛嗎？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說就是電影《活著》，他要是拍不成電影，我想，他會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著，可能是他的首要問題。活著，拍電影，不擇手段地拍，不擇手段地活。(作者：王朔/摘自《美人贈我蒙汗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