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嵐

　　常常在電視上看到李義虎就臺灣問題發(fā)表看法，當我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見到他時，便幾乎沒有了那種陌生感。和他交談，深感他沉穩(wěn)而不乏輕松，理性而不乏幽默，嚴謹而不乏坦誠。他給人的，就是這樣一種新型的學者形象。

　　多年來，李義虎在臺灣問題和國際戰(zhàn)略問題兩個研究領域取得很大成就，科研成果突出。特別是在臺灣問題研究方面，被國內(nèi)臺灣研究領域公認為少數(shù)幾位取得較大學術成就的年輕學者，在該領域具有權威的學術地位。港臺媒體更把他與另外兩名學者一起稱為大陸對臺研究的“三劍客”。

　　面對這一切，李義虎表現(xiàn)得很淡泊。他說：“教書是我的本職工作，不能忽視。而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也很重要。作為一個研究臺灣問題的學者，我當然要傾情投入，做一些我應該做也能做的事情。”　　

　　 　　從小喜歡國際知識想當外交官

　　要說成就感，大概可以追溯到小學時代。那時侯，連老師都要向李義虎請教有關國際方面的一些知識。

　　沒有什么外在的影響，李義虎好象天生就喜歡研究國際問題。還是在小學一、二年級，親戚朋友到家里來，總要考一考他這方面的知識。這難不倒他。很多國家的國名全稱、首都、總統(tǒng)、總理甚至外交部長，他都背得滾瓜爛熟，脫口而出。

　　七十年代不象現(xiàn)在這樣資訊發(fā)達，那么李義虎通過什么渠道了解這些呢？看報紙。象《北京日報》，他只看時事和國際消息。父親偶爾從單位里帶回來幾張當時還是內(nèi)部出版的《參考消息》，更讓他如獲至寶。

　　李義虎至今還保留著那時侯買的《國際知識》，厚厚的一摞。那是他把家里給的糖果錢省下來買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黃的紙張，曾給了他多少的知識和快樂，全在上面記著。五年級的時候，《北京少年》雜志的一名記者專門訪問了他，把他樹為一個愛學習的榜樣。隨著一篇題為《學習時事，放眼世界》的文章的發(fā)表，李義虎一時成為學校和住家周圍的“名人”。

　　那個年代，中國的外交也取得很大成就，比如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中美關系的重大突破、外國國家元首的來訪等等，都在報紙和新聞紀錄片上有所反映。喜歡看電影的李義虎，更熱衷于正片放映之前插播的那幾分鐘《新聞簡報》，因為那里面很多是外交方面的內(nèi)容。外交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年幼的李義虎就已經(jīng)深切地感受到了。

　　于是，他給自己立下了理想：做一名外交官。因為外交官不但風光，而且有時候甚至可以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要當外交官，當然要懂外語。那時學校里不開外語課，他就跟著收音機自學。英語的基礎，就是那樣打下的。后來他還一度學過日語、西班牙語。

　　一九七九年，李義虎參加高考，成績位居北京前三十名內(nèi)。以這樣的高分，讀北大、挑選專業(yè)，都不成問題。其實當時的國際政治專業(yè)在北大并不突出，老師也建議他選別的專業(yè)，但是李義虎謝絕了，義無返顧地選擇了國際政治專業(yè)。

　　　　 實際工作中開始轉(zhuǎn)向?qū)W術研究

　　別看李義虎在中學里不但學習成績突出，而且還是班上的干部，但跨進大學校門，他卻只想好好讀書，不再參與學生事務活動。所以，在填寫檔案時，他把曾經(jīng)擔任過班長、團支部書記的歷史統(tǒng)統(tǒng)忽略不計。

　　高考結束后，李義虎一度以為這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考試。進入北大后，他才知道，其實還有很多考試在等著他，而且，就文科的課程來說，不少內(nèi)容是需要死記硬背的。他不習慣這種考試方法，對考試成績也不太在意。他有自己的想法，除了應付課堂學習外，他把重點放在了閱讀大量的課外書上。事實證明，這對他以后從事學術研究是極其重要的。

　　大學四年級面臨畢業(yè)分配時，李義虎對將來職業(yè)的選擇產(chǎn)生了動搖。他感到，從事理論研究，可能比做實際工作的貢獻更大。因為許多理論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對歷史的影響很大，甚至可以創(chuàng)造歷史。這個想法在他讀研究生時更加堅定。他想起曾在學校圖書館看到的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所主辦的刊物，很有特色，不是純理論、純學術刊物，其中還有一些政策研究內(nèi)容，于是，他便報考了這個研究所。畢業(yè)后，留在所里工作了一年。

　　人往往是這樣，失去了某種東西，才知道它的可貴。遠離了學校，李義虎才感到學校的好處，因為學校可以賦予人最大的自由度。他相信，按照科研工作的規(guī)律，最好是由自己支配時間。他決定調(diào)回北大。

　　這時的李義虎，已經(jīng)開始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及撰寫專著。他撰寫的《均勢演變與核時代》、《世界的裂變與彌合》、《世界政治經(jīng)濟與國際關系》、《臺灣十大政治事件研究》等著作，引起同行關注，他也因此在學術界嶄露頭角。

　　李義虎現(xiàn)在是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政治系主任和臺港澳與世界事務研究所所長，北京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理事長。他說：“教書和學術研究，將是我終生的職業(yè)。”

　　　 　多次為對臺部門提供政策咨詢

　　一九九二年，李義虎把研究重點轉(zhuǎn)向臺灣問題。他意識到，臺灣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他曾看過其他臺灣問題專家的文章，發(fā)現(xiàn)他們擁有很多資料，透露了不少信息，但是欠缺的是理論厚度，而研究的角度也多是“孤島思維”，也就是就臺灣問題看臺灣問題。其實，影響臺灣問題的因素很多，比如國際因素。而他的優(yōu)勢在于，可以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出發(fā)，為臺灣問題研究開辟新的視野，給臺灣問題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李義虎的想法與學校的計劃不謀而合。于是，他在北大開辟了一個新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很快，他開設的臺灣概論、臺灣政治經(jīng)濟專題等成為學生選修的熱門課程。

　　近幾年，李義虎曾四次訪臺，接觸了許多政界、學術界人士，和他們開誠布公地交流統(tǒng)一的話題，甚至和一些臺灣高層人士建立了較為密切的個人關系。據(jù)說，直到現(xiàn)在，每逢新年和李義虎的生日，曾任臺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焦仁和都要給他寄賀卡。

　　由于他在臺灣問題研究領域獨特而權威的地位，自一九九五年臺海危機爆發(fā)以來，李義虎多次參與國家對臺斗爭決策的咨詢工作，為國家有關部門對臺政策的制定出謀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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