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用女色向相關的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性賄賂”應立法制裁。12月6日，在江蘇省常州市召開的“2000年江蘇省刑法學研討會”上，南京大學法學院的金衛東遞交給研討會的一篇呼吁立法制裁“性賄賂”的論文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金衛東說，在一定程度上，就誘惑力而言，性賄賂的社會危害性和持續性，有時甚至超過財物賄賂。性賄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為行賄者謀取不正當利益、多次危害社會的特征，滋生腐敗、導致權力質變、國有資產流失。他舉了個例子：某領導在接受某女的“性賄賂”后，答應委任她擔任該省駐某辦事處領導職務的條件。該女之弟以其姐與這個領導有曖昧關系相要挾，迫使該領導多次為其走私大開綠燈。但目前我國刑法對“性賄賂”尚無明文規定。為此，他呼吁立法制裁“性賄賂”。

　　面對越來越多的“性賄賂”，是否需要立法予以制裁呢？對此，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

　　“立法制裁‘性賄賂’，非其時。”高銘暄說，“這與我國傳統的文化觀念有關。”

　　高銘暄介紹，在歐洲一些國家的刑法中，已將“性賄賂”作為賄賂犯罪的一項內容。我國1996年修訂《刑法》時，與會的一些專家也曾提到增加“性賄賂罪”，但考慮到這與我國的傳統文化觀念有太大沖突，終未通過。因為在國人的觀念中，“性賄賂”雖是權色交易，但歸根結底是男女關系，而男女關系只是道德品質問題，不能上升到法律問題。一旦立法制裁，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

　　另一方面，從現行的《刑法》來看，賄賂行為的罪與非罪、賄賂罪的量刑輕重，都依賄賂的財物數額大小而定。“性賄賂”的賄賂物是“性”，而性是無法量化的。如果設立了“性賄賂罪”，那幺如何取證也是個難題。

　　高銘暄認為，“性賄賂”只能附屬于財物賄賂，說明犯罪嫌疑人生活的腐化程度，但獨立設立一個“性賄賂罪”，恐怕不合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生活上有腐化墮落行為的，應由道德法庭來審判，或予以行政處分和紀律處分。

　　“‘賄賂’兩個字，本來都是‘貝’字旁嘛，‘貝’在古代是貨幣的意思。”高銘暄如是說。

　　(《檢察日報》2000年12月12日作者：林世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