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霄漢 周怡文

　　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由沒落走向衰亡，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各個領域都經歷著急劇的轉折。明中葉開始，政治極度腐敗，勞動群眾貧困不堪，社會動蕩不安，加之正統宗教的陳規陋習，繁文縟節、糜費腐化等，很難符合廣大群眾的信仰心理，走向衰落。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民間宗教不斷興起。羅教、黃天教、長生教、聞香教、紅陽教、三一教等數十種教門相繼在華北、江南一帶產生。進入清代則有更大發展，以羅教、大乘教、八卦教、混元教、老官齋教、青蓮教等尤為突出。下面主要介紹這些民間宗教的共同特征和明清統治者采取的處置措施。

　　一、明清民間宗教的基本特點

　　1、教義具有雜糅性。各民間宗教都有自己的“寶卷”，所謂“每立一會，必刻一經”。經卷中既充斥儒、釋、道正統宗教的內容，又包含了隋唐、宋元各類教門流傳下來的教義，甚至氣功、練丹等中醫療養法，乃至各類迷信內容，光怪陸離。這種雜糅性，使得民間宗教具有更加廣泛的適應性，能獲得更多方面的支持和擁戴。

　　2、與正統宗教相左，尋求“此岸世界”現世人生的解救。教義認為，居云城(天堂)的至尊之神無生老母創造出人類，但人類受了魔鬼的迷惑，她派燃燈佛、釋迦佛、彌勒佛依次降臨人世，把人渡回云城。前兩佛僅各渡回少數人，她就將渡剩余人的任務交彌勒佛，并將云城降到人間。彌勒佛化為人身，開創一個教派，普渡眾生，將人間變成極樂世界。盡管理論簡單怪誕，但確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指出了一條爭取解救之路——只要信教主(有的自稱彌勒佛)，信仰彌勒佛，就可以掙脫壓迫，進入人間樂園。

　　3、多以“傳教斂錢”為目的。明清時期，由于社會經濟狀況的惡化，流民大量出現，在民間形成了一種靠“傳教斂錢”為生涯的社會職業。如聞香教主王森原是個窮皮匠，創教后，“其徒見者，俱稱朝貢，各積香錢，絡繹解送。”王氏家族用這些錢“置買莊田”，或“盛停別處，以待它用。”八卦教教首劉省過“有地數十頃”，“田莊數處”，家中藏銀萬余兩。

　　4、以慷慨好施為手段或以許愿招攬信徒。民間宗教首領又多“輕財好施”，如清水教首領王倫受惠許多人，多愿以死相報。八卦教領袖林清“慷慨好施與”，“鄉村仰食者萬余家”。嘉慶元年川陜白蓮教大起義前，教徒們各出銀兩給教首，教首“就在簿內開入名字，日后事成，查對納錢多少，分別封官”。天理教提出“凡輸百錢者，得地一頃，”并稱每交一文錢，將來可得地一畝”。這些打動了無地、缺少土地的農民的心，在一定程度上將農民發動起來了。

　　5、以修煉“內丹”為宗旨。鼓吹可用十步修行及包括坐功運氣等法術救渡眾生，解決生老病死苦等人生關心與懼怕的問題，宣稱修練可不入地獄，直上天宮，相伴無生老母，永享幸福和安樂。

　　6、神權和族權的結合異常牢固，使教主和家族在精神上控制教徒。為各種教義和偶像崇拜的神圣光環所籠罩的教主，為防止財產和權力的轉移，實行的以血緣為紐帶的世襲制。如羅教的羅家、黃天教的李家、老官齋教的姚家、八卦教的劉家、王家等，大都家族統治教門五至十代，長達一、二百年，二、三百年不等。創始人及其家族具有至高無上的宗教權威，在精神上控制著信徒，有的還掌握的生殺予奪之權。

　　7、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特權階層，使民間宗教成為農民為主體的、多階層構成的社會組織。每一種教職都代表著一定權限和實實在在的現世利益。等級制度在教徒的經濟地位的分化中逐漸形成，斂錢非但不能解決社會貧困問題，反而培植了一批富豪和特權者。

　　8、上層宗教領袖多有“稱王登基”的野心和權力欲。表現為，一種是投靠現政權，一種則表現為政治野心。如，明清時期，羅教雖一再遭禁止，但該教渴望成為合法宗教的幻想始終未破滅。紅陽教初創立時，創教人高陽就以魏忠賢宦官集團為靠山，尊魏為佛祖。當企圖獲取世俗權力的幻想破滅后，明顯地表現出號稱王的登基野心。如在八卦教中流傳著“平胡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也學太公渭水事，一釣周朝八百秋。”清茶門教宣稱“清朝已盡，四正文佛落在王門(教主姓王)”。

　　總之，這些民間宗教多以渡人救世為口號，以斂錢稱王為目的，以修煉功法和教主崇拜為手段籠絡群眾，當社會危機到來，造成底層群眾的生活急劇惡化，走投無路時，少數教派就成為農民積蓄力量，醞釀起義的組織形式。

　　二、明、清政府的處置措施及后果

　　1、政府立法明令，嚴禁各教民間宗教活動，使之轉入地下，成為民間秘密宗教。

　　本是白蓮教徒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出于統治的需要，即下詔禁止白蓮教等民間宗教。制定《大明律·禮律》，專設一條“禁止師巫邪術”，宣稱“……妄稱彌勒佛……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如有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暴亂者，為首者要處以絞刑，脅從者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從此，白蓮教走入地下，成為民間秘密宗教。

　　清朝統治者更為重視以刑事立法來對付民間宗教。《大清律·禮律·祭祀》沿襲《大明律》的規定，“禁止師巫邪教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圣，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等會，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里長知而不首者笞四十。”比明朝的鎮壓更為嚴厲，甚至還要牽連里長坐罪。另外，加重了各案發地區治安官吏的刑事責任，以嚴刑督促官吏，案發即奏和及時破案，否則，嚴加論處。

　　2、在圍剿鎮壓的同時以分化瓦解相結合。

　　乾隆皇帝在鎮壓的同時，注意區別對待處置案犯。如將紅陽教案犯分別四個等次加以處治：傳習邪教，念誦荒誕不經咒語，拜師傳徒，為首者絞決；立紅陽教及各等教會名目，并無傳習咒語，但供飄高老祖及拜師授徒者發往烏魯木齊，分給大小伯克當差為奴。其雖未收徒，或曾供奉飄高老祖及收藏經卷者，俱發邊遠充軍；無知入會，或僅存經卷，或代人念經發送，依法杖一百，枷號游示所犯地方，并教地方官吏管束。凡所查獲邪教經卷圖像一律銷毀，不許刊刻售賣，隱匿收藏。之后，此作為辦理“邪教”案的律例，遵照執行。

　　嘉慶朝又調整了政策，對教民的處理更注意區別對待，分化瓦解，同時，賦予了官吏一定的自主處置權。嘉慶六年頒布條例規定，“凡傳習白陽教、八卦等邪教，習念荒誕不經咒語，拜師惑眾者，為首擬絞立決，……。”加重對教派領袖的刑事處罰，將乾隆定的“為首者擬絞決”改為“絞立決”。對“具結改悔赴官投首者”，免于刑事處罰，同時對吃齋念佛“止圖邀福”者，免于刑事處罰；對六十歲左右的，凡“為從”，“而有傳徒情事者”原先發新疆荒漠之地的，“俱改發回城”，作伯克家奴。六十歲以上的，“尚未傳徒”者，改發云、貴、兩廣，改變了乾隆朝不分長幼“按核情罪”的狀況，對不同教派依危害大小作不同處理，因紅陽等教“無傳習咒語”，在宣傳鼓動上遠不如白陽等教，故對紅陽等教的組織者一般不判處死刑，或發新疆為奴，或發邊遠充軍，最輕者只杖八十。這樣的結果，便于破壞各教結成反清聯盟，各個擊破。

　　嘉慶六年有關白陽等教的治罪條例還規定，“……寺觀住持不問來歷，窩藏接引，容留……俱發近邊充軍。容留、潛住、薦舉、引用及鄰甲知情不舉，并皇城各門守衛官軍不行關防搜拿者，各照違制律治罪。如事關重大，臨時酌量辦理。”對窩藏、接引、容留者進行嚴厲鎮壓，賦予治安官吏“臨時酌量辦理”的機動權力，并要承擔因“知情不舉”或“不行關防搜拿”而引起的嚴重后果，從而克服了乾隆時期只強調“從重加等議處”失職瀆職官吏，而未給予相應權力的缺陷。

　　3、嚴刑峻法，斬盡殺絕。

　　隨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急劇轉變，清政府在對教民的處理上，在承襲前代立法成果的同時又有所變化。在內憂外患的困境下走上嚴刑峻法加以處置。如清道元年間，強化對刑滿釋放人員的管理，若“教匪在籍不安分，照舊發遣永遠枷號”，更改嘉慶年間的規定，“教匪僅受名號，并未傳徒，比照傳教惑人無多亦無名號例擬絞”。甚至道士供奉無生老母木像募化，也要充軍對邪教案內遣犯患絕癥的也不依法“收贖”，照常發配。另外，更改了區別對待原則，“各項邪教首犯，無論罪名輕重，俱不準其援赦。”

　　總之，明清政府在對待民間宗教組織，處置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特別是乾隆、嘉慶時期，立法日趨完備，較有效地發揮了鎮壓職能。但道光時期，由于社會性質與階級斗爭形勢的劇烈變化，即使用嚴刑鎮壓也解救不了危局，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