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克敏 陳紅星 張偉達

　　一、邪教的十大特點

　　(一)在政治上，邪教具有反社會性,大都有明顯的政治圖謀,其頭目具有政治野心。邪教是社會發展中的一種“怪胎”，其顯著特征是反社會性。綜觀當今國內外的邪教組織，其“教義”和活動，幾乎都帶有極強的反社會、反理性、反文化性，有悖于“公序良俗”，違背道德、蠱惑人心，殘害人民，破壞社會正常生活與秩序，為各國法律所不容。如日本的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在國外大量購買武器，組織武裝，研制毒氣，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惡性事件。再如美國的人民圣殿教、大衛教派等邪教組織，公然與世俗社會為敵，向受蒙蔽的信眾灌輸敵視社會、反對政府等反動思想及惡毒言論，最后導致幾百名追隨者集體自殺。這些邪教組織的頭目也大都有明顯的政治企圖、政治野心。

　　中國歷史上的邪教組織也與西方邪教大致相同，一些邪教組織的頭目出身低微，地位低下，開始雖無明顯的政治企圖，只是利用人們對社會的不滿進行組織活動，但待勢力發展壯大之后，其野心就迅速膨脹，走向反社會，并與統治當局相對抗。如明清時期的八卦、聞香教、金丹道、在理教等。

　　(二)在理論體系上，邪教制造異端邪說，散布“末世論”，蒙騙、恐嚇群眾，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從嚴格意義上講，邪教并沒有什么教義，只是把各種宗教的教義、神秘主義(巫術)、氣功及現代心理學等成分糅合在一起，拼湊成一套怪誕、荒唐、混亂和大雜燴的說教。如臺灣的邪教組織“觀音法門”，教主張蘭君將自己與耶穌、孔子、釋迦牟尼等都列為“明師”，并把各種傳統的宗教教義、儀規、修行方式等，統統裝入自己的“籃子”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幾乎所有的邪教組織，都十分強調所謂的“末世論”及相關思想，宣揚本世紀的某某年或本世紀末，地球將爆炸，人類將徹底毀滅。在這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之際，邪教頭目自稱神仙下凡，人們只有加入邪教組織，追隨教主走到底，才能得救。從而造成人心惶惶，社會動蕩。

　　(三)在崇拜對象上，邪教都大搞教主崇拜。國內外的邪教組織的教主幾乎人人自封為“活神”、“活天主”、“活基督”，他們集神權與教權于一身，自稱是救世主。在組織內大搞教主個人崇拜，稱王稱帝。例如：美國的大衛教派、瑞士的太陽圣殿教、日本的奧姆真理教、中國的被立王、主神教等頭目，都是如此。

　　(四)在社會道德倫理上，邪教道德淪喪、胡作非為。當今絕大多數邪教組織內部，道德觀念的淪喪和性欲放縱現象十分普遍，尤其是教主的性生活多很糜爛。憑借著教主的權力，他們可以利用“神的啟示”隨心所欲地奸污婦女。如我國抗日戰爭時期，漢奸會道門天津南大道壇主運永來，在天津淪陷后，勾結漢奸特務,組織“義俠隊”，屠殺抗日志士，并趁為婦女看病之際，假裝神仙下凡，奸污婦女70多人。前幾年出現的“被立王”邪教組織規定，入教的已婚婦女不許與丈夫同房，未婚女子不許結婚。其頭目吳揚明可以自己的“神體”隨心所欲地“蒙召”教內女子，發生性關系，并聲稱這是“神對凡人的拯救”。再如美國的“人民圣殿教”和“大衛教派”的教徒過著奴隸般的生活，男女分居，甚至夫妻間過正常的性生活要經教主批準。而教主則可以把教內任何一個女子做妻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歲。更有甚者，有些邪教組織違反社會公德到了喪性病狂、令人發指的地步，如奧姆真理教制造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人民圣殿教在圭亞那制造的912人集體自殺事件。

　　(五)在組織活動上，邪教組織隱蔽、活動詭秘。邪教組織打著宗教或別的什么旗號，進行半公開、半隱蔽，或全隱蔽的組織形式，進行秘密活動，不到一定氣候，不會在社會上公開出現。如國內的“門徒會”、“被立王”、“靈靈教”等邪教組織，都有自己的秘密聯系方式，其聚會點多選擇偏僻地，時間多在夜晚，遇有生人就佯作他事。傳道人行動詭秘，單線聯系。國外，公開的邪教組織較多，開始時以新興宗教或新興教派的面目出現，也進行登記注冊。但外界知其內部真相的甚少。如美國的“人民圣殿教”，為逃避當局的管制，集體遷到圭亞那熱帶叢林中，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再如美國的“天堂之門”、瑞士的“太陽神殿教”等邪教組織，最后幾十人集體自殺，而近在咫尺的鄰居事前卻毫無察覺。

　　(六)在錢財的取向上，邪教不擇手段聚斂錢財，教主因此暴富。邪教組織大都不擇手段地聚斂金錢財物，并將搜括來的錢財用于教內上層揮霍，或是購買、研制武器，組織武裝，與社會為敵。如人民圣殿教規定，有工作的信徒要把收入的相當一部分上繳，有時超過收入的25%。瓊斯用這些錢大量購置武器和毒藥。奧姆真理教規定，每個入教者須將所有資產捐獻給教主，教內還特制了許多專供信徒戴的電極頭盔，稱該頭盔可幫助信徒分享教主的腦電波，有助于獲得解脫，借戴一周頭盔的價格為一百萬日元，終身戴是一千萬日元。教主用這些錢到俄國購買戰斗機，在國內秘密研制細菌武器，陰謀顛覆政府。至“沙林毒氣事件”案發時，奧姆真理教所擁有的全部資產已超過25億日元。再如國內的“被立王”邪教組織，教主吳揚明騙取信徒數十萬元供自己揮霍。“主神教”教主劉家國也騙得信徒實物折合人民幣70多萬元。在中國歷史上許多會道門(邪教)組織也是這樣，頭目多成巨富。如抗日戰爭時期，無錫在理教頭目張順寶，在江陰淪陷后，到上海勾結漢奸、特務、流氓、賭棍，專事“佛祖附身”、“修仙”、“坐關”等迷信活動，騙取民眾錢財。

　　(七)在與權勢階層關系上，邪教組織頭目一般都熱衷于攀附權貴，在統治當局內部謀求支持，以圖存在和發展。如明朝中葉產生的紅陽教教主韓太湖自稱大徹大悟，四處傳教，然后又進京結交權貴印造成經卷，尋求支持，其中就有定國公徐文璧。在徐等權臣和太監縱容庇護下，紅陽教在京城打開局面，繼而在各地迅速傳布。還有明朝的西大乘教、東大乘教等的頭目也是這樣高攀上層，并爭取他們入教，謀求同情與支持，從而擴大影響，得以發展。如1937年“七七”事變后，一貫道頭目張光璧利用各地富豪巨商渴求神佛保佑生命財產的心理，赴北平、天津活動，宣稱入道能逢兇化吉，死后也可升仙成佛，使其大大發展。

　　(八)在對待科學的態度上，邪教組織大都反對科學，宣揚迷信和偽科學。如中國歷史上的邪教組織，常常以一些奇特的自然現象(雷電、山石、樹木等)、西方的邪教組織則多借助神秘主義的東西來大肆宣揚迷信和偽科學，為其荒誕不經的學說制造所謂合法依據，蒙騙群眾。

　　(九)在發展信徒的方式、方法上，邪教組織大都以習法祛病、練功健身為名，欺騙群眾，發展勢力。特別是中國明清以來的邪教組織都是利用這些手法來招徠徒眾，宣揚習功煉丹可以長生不老，得道成仙，甚至以此為名，阻止群眾看病吃藥，有的大搞巫術，趕鬼驅病，貽誤人命。

　　(十)在對待正統宗教態度上，邪教組織對傳統宗教又利用，又貶低，甚至進行侮辱，以抬高自己。

　　二、“法輪功”與邪教組織相近或相似的十個特點

　　(一)“法輪功”宣揚人類已進入“末法時期”，“社會道德敗壞”，“要有魔出現禍亂我們常人社會”，唯有“法輪大法”是拯救全人類的“超常大法”。他認為每當人類處于危險境地的時候或者是被歷史淘汰的時候，都是人類道德極端敗壞的時候，現在正是這樣一個時期，人類社會的道德觀念下滑的很厲害，社會在整體往下滑。這些社會問題哪個政府也解決不了。極力向人們宣傳地球要爆炸，蠱惑人心。他還蔑視法律，反對法制，意在人們只有按他的“法輪功”去做，才能消災解難。以此謠言惑眾，引起社會不穩定，企圖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二)借用道教的“真”、佛教的“善”，編造“真、善、忍”是宇宙中根本的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與壞的標準，是法輪大法的最高體現。

　　(三)歪曲、攻擊科學，認為現在的科學不算科學，否定知識和自然科學的一切成就，宣揚神安排了世界一切。利用一些科學探索中尚未提示的現象，宣揚“法輪大法”是“世界上一切學說中最玄奧”，鼓吹神秘主義。

　　(四)大肆宣揚迷信、偽科學。胡說萬物有靈、靈魂出殼、靈魂不死，鼓吹經過修煉“法輪佛法”，可以開天目，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

　　(五)貶低和侮辱一切現行宗教，認為“法輪大法”是凌駕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正法”，李洪志是唯一至高無上的“大智大覺”。他大肆歪曲、貶低佛教等各種正規宗教，同時又偷梁換柱地運用佛教、道教的許多名稱、概念加以包裝，塞進了大量巫術和旁門左道，妄圖利用乃至取代佛教，由此欺騙、誤導群眾。

　　(六)李洪志大肆神化自己，把自己吹捧為比釋迦牟尼、老子、孔子、耶穌還高明的至高無上的新的救世主。他自稱有無數“法身”，他的“法身”無處不在。“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類我都能管。”他是可以度一切人的人。為了達到神化自己的目的，不惜將自己生日(7月7日)改為佛誕日(農歷四月初八)。

　　(七)鼓吹練功習法，不用看病。宣稱人有病有難是前世業債造成的，有病有難是在“還業”，“不能隨便動”，不要去醫院，要人們忍受并去掉各種“執著心”。他稱：“造成人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業力，那個黑色物質業力場。它是屬于陰性的東西，屬于不好的東西。而那些不好的靈體，也是陰性的東西，都是屬于黑的”，“它是導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這是最主要的一種病的來源。”修煉“法輪大法”才能“消業”，吃藥不能治病。“法輪大法的弟子都不允許看病，你看病就不是我法輪大法的人。”

　　(八)借“傳法”之名，大發其財。李洪志在國內外搞“傳法”報告會、講座，收取高額門票，將“報告”整理成書、錄音、錄像帶，反復出版發行，從中斂財。

　　(九)特別注意向社會高層發展和滲透。“法輪功”千方百計在黨政軍機關、學校及科研單位中發展信徒，甚至一些老黨員、老紅軍、領導干部、高級知識分子也成為其信徒，有的機關單位為其提供活動、傳法場地，有的出版社不顧出版法規的有關規定為其出版、發行書籍和音像制品，從而使其迅速發展。

　　(十)“法輪功”組織嚴密，遍及各地。全國各地都有“法輪功”的傳法輔導指揮機構和傳法組織人員，并通過現代通訊手段傳布命令、信息，組織活動，以至李洪志可以迅速號令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