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4月25日消息：4月18日，石家莊“3·16”特大爆炸案4名罪犯靳如超、王玉順、郝鳳琴、胡曉洪全部被一審宣判死刑。著名刑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高銘暄認為，以此案之嚴重后果，4名罪犯完全構成死罪，不容寬恕。

　　“3·16”案以其死亡人數之眾、損失之大、影響之壞，成為建國以來最大的爆炸案件。透過這起駭人聽聞的爆炸案，今天的檢察日報刊文指出，人們不禁要發出三問。

　　買炸藥怎么能像買醬油那么容易？

　　4月17日，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3·16”特大爆炸案的法庭上，公訴人問靳如超：“你怎么知道到什么地方能買到炸藥？”答：“去年我從《燕趙都市報》上看到了鹿泉市有人非法制造、買賣炸藥受處罰的消息，知道那里能買到。”公訴人問身為鹿泉人的被告人王玉順：“你有沒有生產炸藥的許可證？”答：“沒有。”問：“有沒有銷售炸藥的許可證？”答：“沒有。”問：“知不知道非法生產、買賣炸藥是違法的？”“不知道。做這種買賣的人很多，有時被抓到，也就是罰點錢。”調查顯示，被告人王玉順、郝鳳琴自2000年3月以來，先后在鹿泉市李村鎮北胡莊村、黃壁莊鎮北白砂村廢棄的廠院內非法制造硝銨炸藥，并以每噸1300元到1700元的價格分別賣給靳如超等人，共計24050公斤。靳如超買炸藥時，與王、郝二人先后兩次做了爆炸試驗，以確保炸藥“不是假的，威力夠大”(靳如超語)。王、郝二人根據買主靳如超的要求，提供了威力更大的熟硝銨，而不是威力較小的生硝銨炸藥。

　　如此看來，非法生產、銷售爆炸物品在某些地方已然形成“市場”，到這些“市場”買炸藥，就像到食品店買醬油一樣容易，并有多樣的品種可供選擇。雖然有關部門也對這類“市場”進行管理，但寬松的處罰(用王玉順的話說就是，抓到了也就罰點錢)，根本不能揭示這種市場行為的違法本質，無法對這種犯罪行為及其給社會構成的嚴重威脅進行有力打擊和有效防范。法律對這種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違法行為的威懾力喪失殆盡。

　　如果點擊“石家莊爆炸案”作為關鍵詞上網搜索，你會發現，結果不止“3·16”特大爆炸案一起。不知道石家莊多發的爆炸案和這些“市場”之間是什么關系？

　　在我國，對于像炸藥之類的爆炸物品，國家實行的是嚴格的許可證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規定，生產爆炸物品，必須有《爆炸物品安全生產許可證》；儲存，必須有《爆炸物品儲存許可證》；運輸，必須有《爆炸物品運輸證》；銷售，必須有《爆炸物品銷售許可證》；購買，必須有《爆炸物品購買證》；使用，必須有《爆破員作業證》。對不按規定，非法制造、買賣、運輸、儲存爆炸物品的，按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重典能否驚醒那些視炸藥為醬油隨意買賣、為社會制造不安定因素的不法分子？爆炸物品的管理失控是否應該追究有關部門的責任？　　　

　　靳如超何以仇視社會、仇視人民？

　　法庭調查中，公訴人問靳如超：“你為什么要搞爆炸？”答：“我只想嚇唬嚇唬他們。”爆炸，這種極端恐怖的犯罪手段已被靳如超視為處理問題的常規做法，這何其恐怖，怎能不令人深思！高銘暄指出，靳如超的行徑表明，他已將解決個人矛盾的行為發展為反社會、反人民的犯罪行為，實在是罪大惡極。

　　曾在1989年辦理靳如超強奸案的檢察官向記者回憶了這樣一些情況：當年靳如超強奸被害人后，威脅被害人說：“你敢去告我，我就炸死你全家！”為了證實自己的話，他將被害人帶到自家陽臺上，那里的確放著少量的炸藥。在他的威脅下，被害人長時間不敢報案，還被脅迫陪他外出旅游。

　　因強奸罪被判刑后，靳如超在獄中度過了8年光陰。8年的時間里，他沒有對自己的罪行認真反省，反而認為社會對他不公。辦理“3·16”特大爆炸案的檢察官告訴記者，他在獄中寫了一本日記，記錄了他與他人的矛盾。婚姻離異，服刑出獄后沒有正當職業和經濟來源，與鄰居、繼母、前妻及前妻的親屬之間隔閡愈來愈深，進一步導致了他對社會、對他人的敵視，以及報復意念的滋生和不斷加劇。

　　2001年3月9日，當靳如超趕到云南找到曾和他同居三個月、偷拿了他500元錢跑回老家的韋志花，并提出要與韋志花結婚時，被韋的家人告知要拿6600元奶母費才能將韋領走結婚。為此，他感到周圍的人以至整個社會都在騙他，心理扭曲達到了極點，最終選擇了先殺韋志花、再返回石家莊用炸藥報復自己仇人的犯罪道路。

　　高銘暄指出，對于因為報復自己的幾個仇人，而置與其沒有任何恩怨的無辜者的生命于不顧的爆炸犯罪，是嚴重的刑事犯罪行為，對這種仇視社會、仇視人民、不計后果的行為，應該在法定量刑幅度內從重懲處。

　　為無知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3·16”特大爆炸案發生在距離首都北京300多公里的地方，人們感到極大的震驚：為死難者痛心，為社會治安擔憂。而制造慘案的元兇對法律的無知證明，如果不加強對公民，特別是文化程度不高、生活困難的人群的法制教育，悲劇有可能還將發生。

　　高中畢業的被告人郝鳳琴是鹿泉市黃壁莊鎮北白砂村人，也是4名被告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即使是她，也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生產、銷售爆炸物品是件違法的事。郝鳳琴的丈夫患腦血栓長達9年，兩年前去世。郝鳳琴長期擔負著養育兩個女兒、贍養兩位老人、照顧身患重疾的丈夫的重任。為了生活，她養過雞，賣過鞋，做過蛋糕。后來聽人說賣硝銨賺錢，她就幫別人熬硝銨，最后自己學著制作炸藥。在她眼里，做炸藥和做蛋糕一樣，是她謀生持家的手段。客觀地說，她沒有靳如超那樣殘忍、惡劣的犯罪動機，但是她的行為本身是非法的，并且與靳如超實施爆炸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因此，她看似值得同情，實則不容寬恕。正是對法律的無知，釀成了個人的悲劇和社會的慘案。

　　胡曉洪，“3·16”特大爆炸案的第四被告人，從重慶墊江縣來鹿泉市石井鄉石井村第一采石廠打工。當靳如超告訴他想買雷管“崩土”用時，為貪圖小利，他將50枚雷管、20余根紙藥捻賣給靳如超，得利33元。僅僅為了33元，就造成上百人死亡，自己也付出生命的代價，這樣的教訓何其慘痛！

　　“爆炸物品不是醬油醋，怎么能隨便買賣！買賣爆炸物品的行為不是經濟犯罪，是刑事犯罪，因此不能考慮贏利的問題。在‘3·16’特大爆炸案中，無論像王玉順長期從事非法制造與買賣，還是像胡曉洪那樣初犯，不管其獲利多少，因為其情節、后果極其嚴重，都能構成死罪。”高銘暄說。

　　胡曉洪的辯護人說，胡曉洪打工的采石廠沒有讓他接受《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所要求的培訓，就讓他擔任爆破員，致使他對私自買賣雷管和紙藥捻的違法行為性質缺乏認識——這足以說明無知的何止胡曉洪一個！

　　法制教育開展多年了，其廣度、深度、成效有目共睹。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普法仍然存在死角——就像“3·16”特大爆炸案所暴露的那樣，也許是一個“市場”，也許是一個個人，也許是靳如超那樣原本特別需要改造和幫教的累犯，也許是胡曉洪這種原本可以避免走上犯罪道路的初犯。

　　暫且撇開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意不論，我們假設，如果靳如超在獄中日記里流露的仇視社會的思想被及時發現，如果對他的改造更具有針對性，如果社會幫教等綜合治理的措施能夠更加奏效，如果他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獲得炸藥，我們也許不會遭遇這一血腥的慘案。然而，時間不能倒流，生命不能復得，在慘烈的現實面前，任何假設都蒼白無力，血的代價指向需要努力的地方——

　　掃除一個死角，就是消除一個隱患，多一份社會安寧的保證。(肖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