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嵐

　　六十年代初，陶文釗以優異的成績考到杭州大學外語系攻讀俄語；七十年代初，他跟著電臺的廣播講座學了三年英語，也只是希望對于自己從事的俄語翻譯工作能夠有所幫助；八十年代初，因為一個公派到美國進修的機會，他的英語派上了用場，從此把中美關系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目標。

　　陶文釗說：“我對中美關系的發展始終持謹慎樂觀態度，盡管它的發展過程一直充滿了曲折。中美兩國之間的聯系現在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且，兩國之間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共同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關系不好，對誰都沒有好處。試想一下，一個好的中美關系對中國的大局有利還是一個壞的中美關系對中國的大局有利，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五月里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和陶文釗見了面。他中等身材，頭發花白，戴著眼鏡，舉手投足間流露著濃濃的學者氣質。

　　 關注中美之間的關系問題。

　　向別人介紹自己的身份時，陶文釗喜歡稱自己是“歷史學家”。他說，他真正開始從事學術工作，是從歷史研究起步的。也許，正是有了這種歷史研究的深厚基礎，使得他對中美關系的研究更多了一種厚度。

　　這從他的學術成果中可以反映出來。專著《中美關系史(一九一一-一九五0)》(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優秀科研成果獎專著獎)、主編的《中美關系史(一九四九-一九七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系》，與他人合編的《架起理解的新橋梁--中美關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美國與中國現代化》等等，莫不體現出這一點。現在，他正在撰寫《中美關系史(一九七二-二000)》，已經完成了一半。

　　研究七十年代后期以來中美關系發展的歷史軌跡，陶文釗得出結論：第一，二十多年來中美關系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它一直是在曲折中發展的。在每一次波折之后，中美關系不但沒有破裂，而且在恢復以后繼續改善，就是因為中美兩國間既有一系列大的原則性分歧，又有廣泛的共同利益。第二，這二十多年中，中美關系發展持續時間最長的是里根時期，即一九八二年《八·一七公報》簽訂以后到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風波之前這六年半。這里有許多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八·一七公報》簽訂以后，中美兩國暫時擱置了在臺灣問題上的分歧，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全面的交流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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