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豬仔飄洋過海忍屈辱設社互助

　　在西方世界的華人社會里，美國的華人社會可說是最大的。早期美國華人的出現，可追溯到美國建國初期。美國的移民政策、中國歷年局勢的變化與中美關系，都是導致美國華人社會擴大與日益復雜的基本因素。

　　美國的華裔移民社群經歷了幾個主要的歷史性時期：自由移民期(1848-1881)、排華(華工被禁入境)時期(1882-1943)、移民受限制期(1944-1967)和平等的移民期(1968-現在)。

　　在自由的移民期間，多數移民都是窮苦的勞工，他們的社會生活圈子主要是他們的親屬或是同鄉，并受控于雇主；他們多把眷屬留在故鄉，在海外過著獨身的生活。他們抱著暫居他地的心態，懷著回鄉夢，將他們的血汗錢儲蓄下來，但愿一旦富裕后，就可衣錦還鄉，回去祖籍地。

　　由于華裔移民最初幾乎都是以低賤的勞工或“豬仔”的身分從祖籍地飄洋過海而來，他們不但沒有受到當地政府的照顧，還時常受盡當地社會的歧視和虐待，尤其是美國國會在1882年通過“排華法”之后。

　　華社的美國城鎮聚集造就了唐人街的誕生，除了作為華人經濟、政治與文化中心，當時它也被比喻為一個帶有濃厚原鄉色彩的華裔移民庇護所。唐人街在美國的主要城市，如三藩市和紐約扎根，并在有界限的地理環境提供一個讓各種社會團體崛起的空間。

　　當時的華裔移民依附著共同的文化遺產，忍受種種不公平的歧視和嚴峻的生活考驗。他們也成立社團以求互相幫助、彼此扶持，共同照顧華裔移民的福利。

　　唐人街主要的社團有三種，即血緣性組織、地緣性組織和商會。繼后隨著社會意識逐漸產生，許多華人社團也聯合起來成立了中華會館，以處理共同關注的事務。

　　融入美國社會新一代爭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華人的歷史轉捩點。1943年，排華法令的撤銷，促使了當代移民的增長。隨著美國社會歧視華人與其他少數族群的措施逐漸廢除，在戰后的經濟蓬勃發展時期，華人亦開始在主流社會找到工作及投資的機會。

　　美國華社漸漸從以往的暫居，轉而傾向于扎根在美國。這種觀念尤其在新一代的移民和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后代的身上更為顯著，他們開始發現回歸祖籍地的夢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于是他們督促社團更著重于處理幾項重大的課題如房屋、語文、就業、企業等，以安頓他們在美國的生活，參與當地的社會變動。

　　與以前只能當勞工的移民不同，年輕一代的華裔多數受過高深教育、思想開放和經濟自主，并已積極融入美國社會。他們與主流社會的密切關系和平等的觀念，促使他們可以獲取社會上的各種資源自組新的華裔移民社團，挑戰唐人街的傳統權利架構。

　　尤其在60年代末期后，我們可以見證美國華裔移民社會重要的變革，從暫居僑民單元同類、密切結合的社會，到永久國民多元混雜、變動有力的社群。華人僑寓的心態逐漸消失，為落地生根的思想所取代；而教育水平和經濟能力的普遍提高也改變了華社的面貌。

　　美國移民社會在種族、空間和活動三個主要的角度產生變化。當今華裔移民的來源來自不同地方的華人，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東南亞國家或地區，都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信仰。

　　由于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改善，華人不只聚集在唐人街，也早已陸續散居美國各個城市鄉鎮；他們也從事不同行業，有勞工、商人、企業家、技術工人和專業人士等等，滲透各個不同領域。

　　而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也造成華裔移民有著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參與。富裕和高技能的移民傾向于走出唐人街，加入美國中產階級的行列；而貧窮和低技能者則繼續依賴種族社團以獲得生活保障。

　　千禧年來臨之際，傳統的華團開始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調整步伐，一些無法改變的團體如血緣性組織則面臨被淘汰的慘劇。同時，各種新華裔移民組織也在唐人街內外，如雨后春筍般地崛起，以提供不同的服務，滿足新生代移民的需求。這些新組織有不少是跨越族群及邊界的，也有不少是融合了美國與華人文化于一身。這些組織包括了專業團體、校友會、華文學校、宗教機構、政黨和公民組織。

　　其中也有些社會活躍分子的活動，超越了華人社會福利計劃，而與新興的美國華人中產階級合作，為爭取主流社會平等機會的共同目標而奮斗——美國的政治團體偏向于參與美國的主流政治，多過祖籍地的政治——更為爭取華人公民權利與就業機會而努力。

　　美國的國際貿易機構也走在全球經濟的前線，推動美國的經濟發展；同時扮演著美國打入亞太市場的門徑，以及亞太走進美國市場關口的角色。

　　跨越種族與社會互動

　　經歷過一個半世紀的洗禮，美國華裔移民社會已跨出了種族，甚至是國家的地理界限。在世紀初的此刻，華人傳統社團的勢力與影響力逐漸削弱，而各種不同組織的崛起，重新刻劃了華裔移民社會的面貌。這重組的主要意義是不只協助了華裔移民適應美國社會，也幫助他們走出唐人街，融入美國主流社會。

　　美國華裔移民社會的普遍傾向，已從以前的“衣錦還鄉”期盼到今日的“建筑美國夢”理想。這可從許多華裔中產階級積極參與專業團體、商會或校友會的目的是為了開拓本土及跨國的生意網絡的現象而獲得印證。

　　總而言之，隨著族群社團的擴充和文化經濟活動的多樣化，美國華裔移民在社會的參與也日益多元及復雜。譬如：一個唐人街的居民可以同時是企業公司的雇員、百貨商店的顧客、鄉團的會員、教會的成員及公民社團的活躍分子。

　　在美國社會，互動的個人，很可能有不同種類的社會與經濟地位；重建的社會關系亦很可能跨越階級界限。這種種族互動模式功能，可鞏固成就的取向，并加強共同聯系，進而促成新的機制，以交流有關社會流動機率的資訊與策略。

　　(整理自周敏、金利淑“美國新華裔移民組織：突破唐人街和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