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僅僅一個世紀的發展，基因科學就已成為可動搖人類生存基礎的一場革命，其巨大的創造力和破壞力使人們深切感受到其兩面性。不論基因科學的研究將朝哪方向發展，人類歷史都將因基因學而走向新的轉折點，即出現一個重新認識自我的開端。

　　德國《明鏡》周刊1月11日一期刊登著名生物化學家于爾根-內費時文章，眉題為＜發明的世紀＞，正題為《基因技術的革命》，摘要如下：

　　公歷2000年標志著人類歷史上一個轉折點——隨著基因技術革命的進行，它已動搖了人類自身生存的基礎。這一變革的目標是一個被克隆的植物、動物和隨時都有可能成為現實的克隆人的世界，一個人工繁殖的世界。那時，帶有可控制的和可操縱的遺傳本質的完美和理想的孩子降生已不再屬于偶然。

　　回顧本世紀基因技術的發展過程，我們會發現，20世紀的研究者們仿佛與魔鬼立了約以達到最終占有創造力，人類在科研領域里那種浮士德式的探索精神還從未像現在這樣顯露無遺棗例如，將整個人類遺傳特征解密的人類基因組項目這一全球科研的馬拉松始終吸引著人們的極大關注。

　　美國生物學家瓦爾特-吉爾伯特曾把人類基因的染色體組稱為自然科學的“圣杯”。現在，有人要碰這座“圣杯”，也反映出現代生物學進退兩難的境地和兩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許諾讓人們了解到人與自然在內心深處的結合，預言人類能戰勝某些疾病甚至戰勝死亡；而另一方面又以此威脅人的自由將結束和自然界將死亡就像自然界在幾十億年過程中幾番毀滅和再生那樣。人類正處在一個重新認識自我的開端。”

　　今天，在基因組項目的高技術殿堂，人們能看到許多吸引人的又令人震驚的專業成果，例如；人作為機器的仆人看著機器人和分析器怎樣將人的遺傳特征解密少數幾位在基因研究的最前沿從事科學奴隸勞動的專家每天讀著成千上萬個遺傳物質的“字母”。用鋼做的機械臂去抓做實驗用的薄片或霉菌培養箱里的細菌和病毒提供培養基；用微型吸管滴出微量帶有人體不可見的遺傳物質碎片的溶液；特殊的凝膠在電場里將染色體組分離；掃描器和電腦每天不斷地、夜以繼日地分析利用已獲得的數據。

　　這些基因組織的化學組成部分用一大串字母來表示，也可以用一個字母簡稱。人類染色體組的排列順序填滿了大約一萬冊(每冊都有300頁)書。因此人的秘密也就不存在了。

　　遺傳學的誕生

　　奧地利原天主教神父、遺傳學家約翰·格雷戈爾-孟德爾(1822-1884年)曾將豌豆的不同變種雜交，并揭示出規律性。1865年，他發現遺傳基因原理，總結出分離規律和自由組合規律，為遺傳學提供了數學基礎，創立了孟德爾學派，由此成為“遺傳學之父”。

　　孟德爾的《植物雜交實驗》學術著作被許多國家共133個機構所收藏，但卻沒有引起應有的反響。虔誠的孟德爾信誓旦旦地說：“我的時代已經來到。”它確實到了，但卻是在他逝世16年后。

　　遺傳學的誕生準確地說是在1900年。孟德爾的著作被束之高閣30多年后，三位歐洲學者重新發現了孟德爾的理論。在此之前，世界顯然還沒有成熟到接受孟德爾的觀點。就連達爾文也不承認孟德爾的研究成果對他的進化論的意義。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富科曾說：“孟德爾是一個十足的怪物。”

　　當孟德爾的《植物雜交試驗》再次出現時，時代已開始成熟地接受他的思想。緊接著在基因科學領域發生了爆炸性事件：荷蘭人胡戈-德弗里斯(1848-1935年)在他的實驗中發現遺傳特征的重大變化，他稱之為“突變”。基因研究經歷了一個令人陶醉的繁榮時代。1910年，美國人托馬斯-亨特-摩根(1866-1945年)出版了他第一部關于果蠅實驗的首批成果。他不僅證明了孟德爾定律的正確性，而且還證實了長期存在的一種猜測，即借助于顯微鏡能看到的在細胞核里呈小棍形狀結構的染色體就是基因的所在地。

　　生物學領域各種流派的繁衍當物理界靠愛因斯坦、普朗克和海森貝格等所取得的成就而光芒四射時，生物學家卻在本世紀的頭三分之一的時光內渾水摸魚，進行著激隊的派系斗爭。

　　首先達爾文的進化論就遭到許多人的強烈反對。當武斯特主教夫人看到達爾文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時竟然說道：“讓我們希望這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也讓我們祈求它不被普遍承認！”

　　祈求是沒有用的。達爾文的進化論直至今天仍是生物學最重要的理論，它雖然受到長期的壓制，但梵蒂岡在l00多年后終于承認進化論是物種起源的模式。“強者生存”，這絕不是達爾文的初衷，達爾文也從來沒這么說過，但是，一個世紀以來它卻發展成改變社會的意識形態，即使這種叫法隱藏著強權社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但這更多的是達爾文表兄弗朗西斯-高爾頓(1822-1911年)的意思。此人在19世紀后期提出了一個改善人種的綱要，他稱之為“優生學”。

　　于是高爾頓被所有其他人看作怪人，其實他不過是別人早一些領會了時代精神。當他的理論自本世紀初在英語世界受到最大的擁護時，優生學在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已確立了完整的專業領域棗首先于1917年在德國精神病學研究所、然后1927年在柏林威廉皇帝人類學遺傳學和優生學研究所開辟了優生學專業，后者的主任歐根-菲舍爾同時也擔任德國種族衛生學學會的領導。早在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館暴動的1923年，該市的大學里就為優生學專業設了一個教授職位。當時流行一部專業性手冊叫《人類遺傳學和種族衛生學》，其作者之一就是歐根.菲舍爾。希特勒在坐牢期間曾讀過這本手冊，從中汲取了營養。歐根-菲舍爾的接班人奧特馬·馮·弗許爾男爵后來曾考慮讓自己的一個助手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去當醫生。而這個人正是約瑟夫-門格勒。有些國家實施“消極的優生學”措施，以防止“劣等”基因的傳播。希特勒在大選中通過大肆叫囂要消滅劣等民族也贏得不少選票。在20年代后期，美國有大約20多個州補充了絕育法。在執行方面，加利福尼亞州可謂急先鋒。在那里，連殘疾人都被實施絕育。其數量比其他所有州都多。

　　在第三帝國，優生學得到了德國式的最徹底最堅決地貫徹：數十萬人按照加利福尼亞州的模式被施以絕育。種族主義狂熱最終把優生學上升為種族滅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估計有600多萬人被殺害，他們當中主要是猶太人，還有吉卜賽人、病人、殘疾人和持異見者。

　　在世界其他地區，優生學都有市場。不久前曾揭露出瑞典直到1976年還對弱智者實施絕育，日本甚至直到199 5年。在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印度，一旦用超聲波檢查出是女孩的話就將胎兒打掉。

　　但是，弗朗西斯-高爾頓除了優生學外還給世界留下了另一份遺產：他以“自然對環境”的公式創造了行為遺傳學的基礎，這是一門研究人的特性例如智慧、嗜好、同性戀、甚至忠誠或篤信等的學問。高爾頓以此在20世紀的科學和社會發展史上確立了他的地位。作為德國優生學的一個重點，高爾頓理論的捍衛者們想證明人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遺傳特征控制的。另一方面科學家們把從撫養到教育的所有非身體特征都歸于環境影響。自20年代以來，行為主義在美國開始受到重視。美國心理學家伯赫斯-斯金納(1904-1990年)幾十年來一直是心理學界的權威，他認為人的行為幾乎隨意受積極和消極方面的影響，僅靠獎勵與懲罰就能將各種“偏離分子”棗從青少年違法者到精神病患者--帶回到正道上來。但是，在斯金納去世之前，他的思想體系已開始動搖，并走向極端。

　　同樣在20年代，比較行為研究也確立了基礎。來自維也納的生物學家康拉德-洛倫茨(1903一1989年)從1926年起就記錄下他認為有“特征”的事物。洛倫茨對灰鵝進行了研究：他讓雛鵝以他自己為第一個參考人物，跟著他行進。1943年，洛倫茨在他發表的著作《可能經驗的固有形式》中對此作了描述。根據他的理論，甚至人都可以被動物當成模仿的父母。

　　長期以來，洛倫茨的理論一直證明綜合行為方式也是由基因決定的。這也成為今天再度盛行的生物學主義的支柱之一。生物學主義主張用生物學觀點觀察一切事物。1976年，英國人理查德-道金斯(1941年生)撰寫了一部現代生物學主義的基礎著作《自私的基因》，現在此書已成為經典著作。道金斯在書中把所有生物直至人都描述為其基因組的奴隸，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在于傳播基因。

　　30年代以來，生物學研究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分子生物學異軍突起，遺傳學家們發明了一系列來自微生物世界的“家畜”，這里的微生物特指單細胞真菌、細菌和病毒。這些簡單的微生物將使人們能在分子一級研究基因和遺傳學。

　　揭示DNA的奧秘

　　物理學家們在尋找新的有吸引力的課題，這也給生命研究帶來一股清風。物理學家馬克斯-德爾布呂克(1906-1981年)曾做過核裂變的發明者奧托，哈恩的助手。30年代初期，他在探訪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遺傳學部時遇到兩位研究射線量與果蠅突變頻繁程度之間的關聯的同事。他們三人在一起長期討論還一直相當抽象的孟德爾要素的本質。1935年，他們共同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書名叫《綠冊子》，因為它的封面是綠色的。其中內容包括在當時還從未聽說的一些想法，例如，突變可能是一個分子的變化，基因也不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了，而是一種物質的固定的單元，即遺傳物質，加拿大細菌學家奧斯瓦德-艾弗里(1877-1955年)1944年將其確認為脫氧核糖核酸(DNA)。

　　只由4個不同部分組成的DNA將怎樣承擔生命和遺傳的復雜任務呢？lg05年出生的德國生物化學家埃爾溫-沙加夫從納粹德國移居到了美國，后來此人成為基因科學最猛烈的批評者之一。1950年，他為問題的解決作出了關鍵性的貢獻：他發現4個組成部分的每兩個部分始終是等量的，每一個A就有一個T，每一個C就有一個G。DNA的“基礎”顯然是以雙數存在的。

　　奧地利物理學家埃爾溫-施羅丁格爾(1887?961年)以他的《關于波動力學的論文集》獲得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就屬于早期半路出家殺入生物學界的其他學科專家。1944年，施羅丁格爾的一本小冊子《什么是生命?》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他在書中從純理論方面提出一種遺傳密碼。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莫里斯-威爾金斯(二人都生于1916年)認真閱讀了施羅丁格爾的《什么是生命?》，后來獲得本世紀最重大的發明。

　　年輕的女物理化學家羅莎琳林德·富蘭克林(1921一1958年)在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實驗室借助于倫琴射線進行DNA結構分析。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劍橋同很有天才的美國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1928年生)開展會作。在他們第一次會面后不久，兩人就決心單獨研究DNA的結構棗這真是一個大膽的計劃。但是，他們的計劃也有明顯的缺點，沒有從化學方面對該分子進行更多地研究。利用已掌握的沙加夫的理論和富蘭克林的研究成果，克里克和沃森開始著手這方面的工作：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攢出一個高約兩米的雙螺旋模型，以此從化學方面來解釋孟德爾的理論。生物學研究再一次經歷認識上的飛躍。

　　但是，在發現：了DNA結構不久，人們也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基因的采集和翻譯的過程不能無控制地進行。法國人弗朗索瓦·雅各布(生于1920年)和雅克-莫諾(1910-1976年)1961年指出DNA的分子“開關”支配著基因在一個復雜的結構中保持活躍或不活躍的狀態。這是一個跟發現雙螺旋一樣有相似意義的突破。這一突破在本世紀最后四分之一時間內再次引發一場科學革命：基因技術。自70年代初以來，生物學家已經能從所有生物那里提取DNA切片。生物學最終從一門想要理解生命的分析科學突變成一門能改變生命并創造新的生物的合成科學。

　　基因技術：進退兩難的境地和兩面性的特征

　　醫學界在幾方面從基因研究中獲利，例如研制新的疫苗。諾貝爾醫學獎大部分都授予了(分子)生物學家、生物化學家和基因研究人員，而幾乎沒給過醫學專家，這不無道理。作為醫學進步的推動力量，生物學界也因此沒有像物理學界那樣自廣島原子彈爆炸以來長期受到批評。但近來警惕遺傳學家的行為的聲音越來越受到重視。

　　采用基因技術修改的植物，例如抗昆蟲玉米，轉基因動物，像巨型老鼠或諸如多莉這樣被克隆的生物的出現證明能以此種方式挽救某些生物的消失。像熱帶雨林這樣的生態系統在今天除了它對全球氣候的意義外還是潛在的可利用基因的巨大蓄水池。

　　《科學美國人》雜志已經預言基因研究的時代即將到來。今天，人們借助于所謂的DNA切片已能同時研究上百個遺傳基質。美國惠普公司研制了一臺儀器，只用10個這樣的切片就能采集整個人的遺傳物質。

　　基因的研究達到了這樣一個發展高度，幾年后，隨著對人類遺傳物質分析的結束，人們開始集中所有的手段對人的其他部分遺傳物質的優缺點進行有系統地研研究。

　　本世紀初，當優生學家要求根除“劣等”遺傳基質時，法國兒科醫生、遺傳學家讓一弗朗索瓦-馬泰就已警告防止“通過減少病人的方式來根除一種疾病的可能”。不久前在美國發現了矮小人種最常見特征的基因，侏儒們作出了驚恐的反應：“他們要根除我們。”

　　現在，人們都希望下一代身體健康，這有可能形成一種嘲“強迫要求一個健康孩子”方向發展的自身動力。這雖不是有惡意的研究者的計劃或出于一些公司對利潤的追求，而更多的是迫于公眾的壓力。“健康”的概念擴展到其他領域的時間已為期不遠了。要說今后一兩代人不僅身體健康，而且連后代的胡貌差不多都可以準確地預告也沒多大害處。

　　1978年7月25日，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的誕生標志著生物學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它給那些為自己不能生育而苦惱的父母們帶去了福音；通過移植他人捐獻的精于和卵子，不孕婦女也能懷上自己的孩子。

　　但是，生物學的發展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它容易為種族主義提供新的遺傳學方面的依據。例如，一些基因研究者們指出，在旅居德國的土耳其人中間存在某種能導致癌癥的突變，而在本地的德國人身上卻很少出現這些突變。不難想象心懷不良的人在獲得此認識后會作何感想？

　　對新的遺傳學持批評態度的人總喜歡描繪出一幅可怕的景象：沒完沒了的測試、操縱和克隆、毫無感情的士兵、基因很完美的工廠工人……遺傳密碼使基因研究人員能深入到人們的內心深處；并給他們提供了操縱生命的工具。然而他們是否能使遺傳學朝好的研究方向發展還完全不能預料。

　　法國人弗朗西斯·雅可布在回顧本世紀遺傳學的發展時寫道：“老鼠、蒼蠅和人，我們是核酸和回憶、欲望和蛋白質的可疑的大雜燴。在即將結束的20世紀，我們在核酸和蚤白質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新的21世紀，我們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對回憶和欲望的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