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國立澳大利亞大學教授 馬克.埃爾文

　　在11世紀初，中國政府的兵工廠一年能生產完全相同的鐵箭頭1600萬個以上。換句話說，中國已經實行了大規模生產。后來，在13世紀，在中國的北部，以水車帶動的傳送裝置作為動力的機器把粗糙的麻纖維捻成細紗。這機器使32個紡紗錠于同時旋轉，使用的技術大概與現代的環錠紡紗機相似。還有類似的裝置用來把單絲變成雙絲。換句話說，就是使用木制和金屬制的部件模仿人手的動作，然后由無生命的動力將一系列完全相同的部件開動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那時)實行了機械化。

　　初具雛形

　　因此，常識告訴我們，在行將結其束的這個千年的初期，中國的經濟已經具備了兩個我們認為是實行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大規模生產和機械化。盡管如此，在隨后的六七百年里中國卻沒有沿著這個方向再取得什么進展，這也是人們的共識。甚至連這種紡紗機也已經失傳，只是在一些著述中有記載。

　　再往后，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得從西方進口機械工程產品，然后加以維修、改造，有時甚至是加以改進。中國有著相當大的本領，上海的一些中國公司就更是如此。在根據條約規定對外開放通商口岸時代，上海變成了永不閉館的國際機械制造展覽會。所以，很難說中國的技術能力在這其間的數百年里萎縮了。但是當初出了什么問題呢?為什么第一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卻沒有發生呢?

　　當然，這樣一種革命比單單是技術革命所包含的內容要多得多。它要求大規模的市場經濟，而這么做的先決條件是建立廉價的運輸和交通，實行全面的商品化、貨幣化和信用票據。中國在宋朝(960—1279年)具備了所有這些條件。

　　 宋朝取得了經訪革命的成果，其特點是在長江下游地區迅速開展了水稻種植，河道和運河以及沿海繁忙的水上運輸網迅猛發展，以及通過多種手段，其中包括銀票(其中的一些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和信貸，增加貨幣發行星。小規模地方市場的發展得到華北平原、長江下游地區和四川這三大市場地區的支持。除了這些之外，全國性的市場形成，而且對外貿易迅猛發展，以至于外貿稅收已經成為南宋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

　　此外，識字的人越采越多(這同發明了木版印刷有關)、識數的人日益增多，并出現了一些可謂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中的一兩個城市的居民在百萬以上。這些城市中有許多現在也是生產城市，而不僅僅是靠政府的收入生存的消費城市。這時，中國已經存在我們認為會產生工業革命的因素，即可以稱為“教科書列舉的諸多”因素，卻仍然沒有實現突破，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動力消失

　　女真人在12世紀攻占了東北，緊接著蒙古人在13世紀占領了整個中國，其造成的破壞是最直接的原因，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不應當因此而加以輕視。更深一層的原因是，長江沿岸的生產發展對經濟的推動力已經消失。從1 0世紀末到大約1100年，長江下游的26個縣年平均人口的增長率在1%以上。在現代社會之前，這個在南宋時期崩潰了，而且這種持續的增長沒有保持下去，只有少數一些地方是例外。氣候變得更加反復無常，也變得更冷了，有時氣溫會變得比中世紀經濟革命開始時的年平均溫度低2攝氏度。

　　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經濟重又恢復活力。隨后又因內部的叛亂活動、滿族人的占領和遭遇最寒冷的時期之一——歐洲人稱這個時期為“小冰河時代”——而遭到破壞。當經濟在較為溫暖的18世紀取得驚人的復蘇時，它有著突出的特點。

　　原因深刻

　　首先、這次經濟回升主要是數量上的而不是質量上的。一些在中國是新的技術得到了傳，播。這主要是在糧食作物方面，例如從新大陸引進了白薯，稻米品種得到某種改良，出現了中稻。這些都不是重要的發明或創造。格局多少還是保持原樣，集約程度增大，主要是靠投入更多的勞力。有關婦女經常下田勞動的記載在這個時期更加司空見慣了。

　　其次，經濟增長對環境造成破壞的規模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當然，破壞植被的作法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了。在清朝時期中國以一種新的規模破壞原始植被，砍伐森林，開采煤和金屬礦藏等其他資源。到1850年，中國的人口已達到4億以上，大約是它17世紀末人口的兩倍。

　　 第三，經濟組織的形式總的說來是分包合同制，采用的是商業關系而不是管理。從棉布的生產可以看清這—點。大量的紡紗工從當地市場購買原棉，通過中間人將他們紡的紗賣給大批的織布工。許許多多或大或小的經紀入購買這些布匹；然后把布匹交給獨立的作坊染色，并在另一處作坊把布軋光。最好的布匹落到批發商手中，他們一年經營的布匹可達100萬匹。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建立在使基本生產者相互競爭基礎之上的方法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它卻使技術革新難于進行，因為它把銷售與生產分割開來，并使生產者進行試驗的儲備金或推動力降低到最低限度。只有在需要大規模管理的一些行業，才有一些發明創造。

　　最后，從平均每公頃的產量和種子與收成之比(在產量較高的地區，稻種與收獲的稻米的比例為1：35)來看農業的生產率都高得驚人。但是這時的成功開始阻撓發展。沒有現代科學和現代技術可以憑借，進一步的提高受到限制。

　　未知因素

　　除此之外，還有某個“未知因素”被漏掉了嗎?，有兩個可能性值得考慮。第一個是，中國在文化的分析一試驗方面比西方弱得多。在西方，文化的分析—一試驗已經結晶成現代科學，而且還常常對技術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把中國和西方對泵水技術——這個領域位于科學與技術的邊緣區域——的分折加以比較，就可以看清這一點。在18世紀初，法國的水力學家B.F.德貝利多在尋求精確的水槽泵水坡度時已經使用幾何學了，而中國在這個時期的教科書只是依據經驗提到用水槽泵水所需要的有效高角和低角。

　　 第二個可能性是，以民主方式管理政府事務。巴黎大學的讓·貝希勒爾堅持說，這是現代西方的—一個方面，而中國在進入現代社會前在這個方面是最弱的。這種民主方式保證辯論在穩定的框架內進行并促進廣為接的變革，可能對西方采用新的思維方式和建立新的社會組織起了幫助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