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林

　　人“走”的時候，會帶走一段歷史；如果歷史不被記錄，如果歷史的記憶不被傳遞，這對未來意味著什么？

　　世紀之交，各大媒體紛紛開始回顧、評出重大事件。這有些讓人感到荒唐：為什么一個人為的時刻劃分，同樣的清晨日出，卻被賦予如此不同凡響的意義？我常常想，人類切割時間的能力，堪稱是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因為只有這樣，大家才不會渾渾噩噩一順水地過下去。人，有了停頓的概念，才會有反省的機會。

　　在眾多媒體對20世紀重大事件的排行榜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總是名列前茅。最近，美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紀念碑”即將破土興建。這個時候，人們才猛然發現，紀念碑的英雄主角，美國的二戰老兵們，已經在迅速凋零。

　　80歲的厄爾·福克斯，在去年退休之前，是美國參加過二戰的最后一名現役老兵。高齡服役的厄爾·福克斯，并不是一名高級將領。在二戰中，他在海軍魚雷艇和潛艇服役，戰后兩年，他和大多數二戰士兵一樣退役，之后進入醫學院學習，成了一名醫生。1974年，他55歲的時候，又從醫生的崗位上退休。他喜歡駕駛游艇，退休后不僅擔任帆船俱樂部會長，也幫助當地海岸防衛隊工作。有一次，游輪上一名旅客急病發作，卻跟海岸防衛隊的軍醫聯系不上，軍方要求厄爾·福克斯協助。于是，他干脆再度入伍，不僅擔任軍醫，還學會了駕駛飛機和直升機。

　　直到去年美國老兵節，厄爾·福克斯開始考慮再一次退役。這時，大家和他自己才第一次知道，他已經是全美國參加過二戰的最后一名現役軍人了。這時，他被巨大的回憶浪潮淹沒，他發現自己成為所有的“大兵瑞恩”們——那些戰斗在諾曼底、中途島、硫磺島的英雄們，與今日美國士兵之間的“最后的直接聯系”。

　　厄爾·福克斯退役之前，受到白宮的邀請，還在阿靈頓國家公墓接受總統的表彰。可是，他面對記者一度哽咽得說不出話。最后他說：“我的一些同學戰死沙場，還有同艦的戰友尸沉海底。……今天我能夠站在這里，是因為他們的勇氣和毅力支撐著我，所以，我胸中充滿了羞愧以及對上帝的信仰。”

　　當年參戰的1600萬美國士兵，已經有近1000萬不在人世。而且循著自然規律，他們的消失，正在不斷加速。現在，每天都有超過1000名美國二戰老兵離世。

　　老兵只是一個時代的象征。老兵的逝去，提示著人們這個時代臨近終結，因為士兵往往是同時代人里最年輕最強壯的一批人。活的歷史正在迅速消亡。當歷史以書本的形式再現，許多細節可能遺失，許多歷史事件可能被扭曲。為此，近些年來，大量搶救二戰歷史的工作在默默進行。包括像斯皮爾伯格這樣的著名導演，都在傾注財力物力，協助那個時代的幸存者錄音錄象，使得歷史能夠盡可能真實地留存。

　　這些報道使我不免聯想到一些往事。我們小時候，在感覺中，二戰是一個極其遙遠的，與我們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記得小時候，曾經稀里糊涂地跟著父母一輩人，去看過一個叫做《條頓劍在行動》的電影。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為在我的記憶中，那是兒時一件上了大當的事情。

　　電影一開場，看電影的興奮勁兒就被一掃而光。殘存的印象中，只記得電影是黑白的，是沒有故事情節的，甚至是模模糊糊的。電影里，人們在“嗨嗨”地吼叫，在“夸夸”地齊步走……我好不容易才熬到電影結束，失望之極。那是一個記錄片，記錄的正是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段歷史。只記得大人們激動得根本忽略了我的失望，而他們激動些什么我全然莫名其妙。

　　很多年以后，我們接近了父母當時的年齡，也有了自己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親身經歷。當看到自己在某些時刻，居然也在重復著上一代人同樣的激動(盡管激動的對象并不是同一段歷史)，我才開始理解當年的父輩，也才意識到，兩代人和代溝是什么意思。與此同時，我也不無驚訝地看到，我們的下一代，正在百分之一百地重復我們過去的冷漠，并且對我們的激動也全然莫名其妙，一如我們當年。

　　我于是做了一道簡單算術。發現經歷文革的這一代年輕人，他們的出生，距離二次大戰的結束，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遙遠。文革開始時的初一學生，他們出生時，距離二戰結束的1945年，只有短短7年。而文革開始時的大學高年級學生，根本就是二戰中誕生的“戰地嬰孩”。他們甚至聽到過日機轟炸重慶的巨響，在父母的懷抱里顛簸著鉆過防空洞。可是，在他們的感覺中，二戰卻是如此遙遠，遠得和自己毫不相干。

　　我們沒有歷史記憶，雖然從技術上來說，當時的世界已經完全具備傳遞記憶的手段。

　　冷漠是有后果的。當文革發生的時候，我們毫不遲疑地重演了一遍二戰期間德國剛剛上演過不久的戲劇。一樣的同胞分等分級；一樣的血統劃分貴賤；一樣地視生命如草芥；一樣地視法律為糞土。我們興高采烈，也“嗨嗨”地吼叫，也“夸夸”地齊步走。沒有歷史鏡子在照著自己，我們和電影《條頓劍在行動》里面的人一樣，感覺良好。

　　我們的那個時代居然也三十多年過去了。回顧童年體驗，我一點也不奇怪我們的下一代為何對歷史如此沒有記憶。嬰孩本來就是帶著記憶的一片空白出生的。是我們，我們這些歷經浩劫者，自己沒有記錄下歷史。我們有無數人在呼吁懺悔，卻幾乎沒有人去辛勤打結，結繩記事。當我們手中只有一根光溜溜的繩索時，再強烈的呼吁也顯得蒼白無力。

　　所幸的是，二戰發生的主體部分，德國，其他歐洲國家，甚至美洲，都已經基本完成了他們對于歷史的記載，完成了他們對后代的記憶傳遞。所以，他們有懺悔，有反省。所以，在罪惡的廢墟上，他們才可能重新有自尊地崛起。

　　我并不知道，我們所經歷的文革一段，是否被中國哪家媒體評為20世紀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然而，我確實知道，組成文革時代的老中青三代中，當年的老一代已經消失；當年的中間一代正在逐漸離去；尚存的年輕一代已經開始步入老年。人們常說，赤條條來去，人走的時候，什么也不能帶走。這種說法并不完全正確。人走的時候，會帶走一段歷史。而文革一代逝去者帶走的這一段歷史，本來應該是我們這個民族鳳凰涅盤的圣火。

　　一段不被記錄的歷史，對未來，對將要發生將要展開的將來，又會意味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