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調查表明，9·11恐怖爆炸慘案造成的最大破壞力和久遠的影響，并非是幾幢摩天大樓和巨大的經濟損失，而恰恰是對美國人心理產生的威懾性恐懼。美國人現在問得最多的問題是———恐怖威脅何時結束？日本襲擊珍珠港事件一仗就結束了，而恐怖威脅簡直沒完沒了，已經成為美國人一個最大的心病。為更好地了解美國人被襲擊之后的心理反應，美國《科學》雜志進行了專題抽樣調查，美國心理學家還專門對此次調查結果進行了詳細分析。

　　截然不同的回答

　　跑道上的一輛電瓶車風馳電掣地朝5個人沖去，5人頃刻間將成為輪子下的慘死者，而唯一挽救他們生命的辦法是立即扔過去一個可以改變電車方向的轉換開關，讓車子猛地停下來，這樣做的話，汽車只撞死1人而不是5人。你同意扔一個開關過去嗎？

　　提出這個問題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說，多年來，大多數接受調查的人都說同意扔開關，以一人的生命去救5條無辜者生命的做法，從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9·11之后，人們對這一問題是否有了新看法？這一次，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換了一個假設：設想你站在鐵路人行橋上一個身體魁梧的陌生人身旁，而唯一拯救5個人的辦法，是將身邊那個陌生人推向天橋下的鐵軌，讓他被火車碾死。這樣，他的身體將阻止火車的前進，從而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試問你會將陌生人推下去嗎？調查的結果是，大多數人回答說不會。哲學家無法解釋為什么同樣的事情會有兩種不同的回答。

　　回答與心理傷害有關

　　美國《科學》雜志刊登了這項調查并發現，這兩種問答涉及到大腦的不同部分：向電車扔一個開關的主意，是以一部分專門處理記憶的大腦進行處理加工出來的；而將一個陌生人推向橋下的設想，則啟動了大腦應付感情的那部分，并暫時抑制了記憶的范圍。

　　普林斯頓專門從事大腦成像的心理學家和專家喬納桑·科恩說，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就道德上進退兩難的困境有著不同的結論。他說，如果人們的膽量、感情的不同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那么，他們也許就會對事情的是與非得出不同的結論。

　　哲學教授斯蒂芬·斯蒂奇說，在真實的世界中，人們對生與死的問題都懷有感情，了解他們的大腦在處理像流產和安樂死之類問題時的表現，也許比起大多數哲學家意識到的更為重要。弗吉尼亞大學道德心理學專家喬納桑·海德特同意他的觀點，“要說人的思想僅僅是建筑在推理的基礎上這簡直就是瘋了。”他補充說，道德判斷是一種直覺的問題，文化背景會影響有關是與非的直覺。

　　普林斯頓的研究是由哲學系的一位畢業生喬蘇華·格林設計，向分別由9個人組成的兩組提供60個進退兩難的道德問題，這9個人在功能性的成像機器中休息，該機器可以通過血流循環的增加來探測大腦的活動。在課題遇到道德困境時，他們按下撳紐以顯示出他們是否按建議的合適或不合適的方法來閱讀這些進退兩難的困境。

　　像“天橋上推人”一類進退兩難的道德問題，壓制了被測試者的記憶區域，啟動了感情的電路。在考慮人行天橋上兩難的道德問題時，一些人斷定將陌生人推下橋去是合適的，但這是一個困難的決定，他們會比那些說不合適的人要花更多的時間以最終達成這一決定——壓制對道德情勢的感情反應也許是不可能的，不過膽大的感覺可以受到大腦推理的壓制。

　　海德特先生說，這樣的研究對道德教育具有暗示，兒童通過觀察成人對道德問題的反應和通過表達悲哀、幸福、憤怒和厭惡顯示感情而受益。兒童們會將這些反應內在化，當他們在后半生遇到道德挑戰時，這些機械的膽大的感情會指導和幫助他們形成決定。

　　(紫藤)

　　摘自:青年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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