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圖書策劃人張先生向記者舉報：青年作家、“北大才子”余杰的《我看<水滸>》一文部分內容涉嫌抄襲了著名學者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主要抄襲的內容是論述武松部分。

　　記者馬上與朱大可取得聯系，朱大可告訴記者，余杰確實涉嫌抄襲了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書的部分內容。朱大可指出，關于武松部分內容的論述，是他整個獨特思想的一個貫徹，并且屬于他的基本的話語方式，廣大讀者已經熟悉。

　　《我看<水滸>》與《流氓的精神分析》之雷同對比

　　余杰的《我看<水滸>》一文，收在余杰的專著《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該文第一部分《不該出手偏出手》，主要論及武松和李逵“不該出手偏出手”。其中分析武松部分幾乎與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所論及的完全相同——

　　余文：血濺鴛鴦樓一節，武松固然發泄了身受遭害的怨恨，卻一連殺死19條人命。“冤有頭，債有主”，這是英雄的口頭禪，殺張都監、殺蔣門神，確實是報仇雪恨。但那些兒童、女眷、馬夫、丫環、廚師也該死嗎？……皎潔的月光映著鮮艷的血跡，閃亮的刀光照出武松暢快的笑容。

　　朱文：一個以擊斃老虎著稱的英雄武松，為了一種身遭陷害的怨恨(這無疑構成了“殺人”的道德理由)，就可以把地方軍事長官張都監全家十九人盡悉殺光，其中包括那些無辜的兒童、女眷、馬夫、丫環和廚師。皎潔的月光照亮了殺手濺血的笑容與刀具。

　　余文：施耐庵不愧為大家手筆：武松殺死13個人后，發現張都監的妻子仍然在血泊中掙扎，就過去按住，要割下頭顱，卻沒有割下來。這才發現刀口已經砍缺。文字仿佛一首樂章，至此峰回路轉，跌蕩起伏，粗疏忽促的節奏一下子變得細膩舒緩起來。

　　朱文：面對這場令人震驚的屠戮，粗率急促的小說竟然變得細膩舒緩起來。武松在殺過第十三個人(也就是張都監的妻子)時，發現對方仍然在血泊中呻吟，就過去按住，要割下頭顱，卻不能如意。于月光下察看，才發現刀已砍出了缺口，便走去廚房找了一把好的。在又殺過六個婦女之后，他才中止了復仇的游戲。

　　余文：最后，武松用尸衣和著鮮血在白色粉墻上寫下了著名的句子：“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殺人與打虎在他心目中沒有什么區別。他自以為手中握著“道”，便將殺人的場面策劃得詩意盎然。如果說李逵僅僅是個殺手，那么李逵不僅是殺手，還是詩人。

　　朱文：必須注意出現在這場屠殺中的一次真正的題寫，那就是武松用尸衣和鮮血在粉墻上所書的著名句子——“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它包含著一個最常見的隱喻，即被殺者與惡虎、殺人者與打虎者之間是完全同義的。當武松說“我是打虎者”時，就等于在說“我是好的殺手”，因為這就是一次新的惡虎翦除行動。……無疑，武松是那種擅長將血腥屠戮與詩意彼此融合的刀手，他懂得如何利用正義話語去構筑殺人現場的悲憤布景。

　　另外，該文余杰論述李逵的部分，也與朱大可論及李逵的部分也有相似之處。

　　費盡心機，“欲蓋彌彰”：抄襲有預謀

　　余杰在《我看<水滸>》一文的《不該出手偏出手》的最后部分引用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寫道——

　　學者朱大可一語道破天機：“殺人、砍頭、剜心和凌遲，這黑暗王國的暴力話語，大量涌現于從《水滸》到《三國》(也許還應包括《封神演義》、《七俠五義》以及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俠小說等等)的中國文學經典本文之中，構成了流氓美學的嚴厲前提，同時也是流氓與國家實現和解的深切的基礎。招安，就是從江湖流氓中遴選出一些新的官方屠夫，以便他們能夠在法律的名義下繼續從事國家暴力機器所指定的殺人游戲。”

　　這段“引用”文字道破了天機：余杰至少寫《我看<水滸>》一文之前，看過《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

　　那么，余杰為什么敢如此大膽地不注明出處的“引用”呢？不能不讓人懷疑余杰自作聰明地使用了“妙計”——余杰在論述武松的時候，有這么一句話：“葉朗教授在《中國小說美學》一書特別分析這個段落的藝術特色。”表明余杰所論述的內容系引用自北大哲學系著名教授葉朗先生的。但2001年9月10日晚，記者專門給葉朗教授打電話，把余杰聲稱引用了葉朗教授的有關部分(也就是被指控涉嫌抄襲朱大可的部分)，念給他聽，葉朗教授說：“我的書里根本沒有這些內容。”

　　由此證明：余杰的涉嫌抄襲是有預謀的，有欲蓋彌彰之嫌。

　　指控屢屢，批評連連：剽竊為那般

　　一段時間以來，有不少人指控余杰涉嫌抄襲。

　　2000年2月17日，重慶作家張育仁指控余杰的名作《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抄襲了他的《靈魂拷問鏈條的一個重要缺環》一文。張育仁表示，余杰《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引用了他的文章的實質部分，如寫這篇文章的主要依據——有關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現的“罪狀”，除了有關余秋雨寫《胡適傳》一事引用他人外，其他都來自張育仁的文章。

　　2000年10月9日，當當網上書店發表網友轉貼的文章——《余杰抄襲鐵證如山》，該貼轉自《書屋》2000年第九期李江峰的文章《余杰的疏誤》。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收于余杰《鐵屋中的吶喊》中的一篇長文《知、性、游——重讀楊絳》的一些論述，多處和胡河清的《楊絳論》(載于《靈地的緬想》學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讓人感到確確實實“襲用”了。

　　之后，就是這篇《我看<水滸>》了。

　　指控之后，便是毫不留情的批評：

　　2000年6月28日，青年評論家謝有順在《南方都市報》發表《“盜”亦有道——看“文壇剽客”》一文，對余杰提出批評，說“對學術界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接著，已故網絡作者朱海軍寫出《余杰不配做任何人的朋友》一文，在網上流傳，認為余杰“差不多就已經是主動承認了自己的抄襲行徑，因為兩篇文章主旨和結構都太相似了。”

　　劉紹銘先生在《萬象》第一卷第七期《剝皮的藝術》中對余杰文章引用外國作品“例不落注”曾進一言，以為“這些引文，自己譯的，要交代。人家譯的，更要交代，否則就是‘掠人之美’了”。余杰“例不落注”的問題主要還不在譯文方面，有些筆墨恐怕有襲用之嫌……

　　李立研先生在2000年5月的《博覽群書》發表《“天才”的“盲點”——由余杰“學風”到其“立論”》指出：余杰想做內地的李敖，但在學風上卻做不到李敖那樣。在昆德拉和哈維爾問題上不僅出現了引文不準的問題，而且還有判斷與操作方面的問題。文章說：“要當大陸李敖，在學風上也得改進。比如說，李敖要是引了誰的文章，總不忘了做注釋。不管是文中注，還是腳注都很仔細。余杰引了十處哈維爾的話，不但沒有一處注明出處，而且在我所知道的九處引文之中，出錯的就有四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余杰，北大研究生水準，才而敏，卻不能像錢鐘書那樣，直接閱讀原文，還得引用別人的‘譯文’。更可怕的是，‘引文’之后沒有‘出處’，還有‘錯誤’。這當然是不能原諒的學風問題。”

　　“余杰為何要抄要剽？”有網友如是說，“不是江郎才盡，文思枯萎；就是急功近利，別有用心。”

　　自我辯護，極力否認：余杰不明智

　　余杰是怎樣對待指控和批評的呢？一是自我辯護，不惜與朋友絕交；二是極力否認，拉虎皮做大旗。

　　針對張育仁的指控，余杰在接受長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引用豈能算是抄襲？他(張育仁)作為一個學者這樣說，太不負責了！這樣做很不妥當！他那篇文章也引用了我的《說，還是不說》一書中的觀點，算不算抄襲呢？”

　　謝有順的《‘盜’亦有道——看“文壇剽客”》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余杰連忙趕寫《“真實”的謊言》以自辯。最后在這篇文章里，他宣布與謝有順“告別”。

　　在《“真實”的謊言》里，余杰表示，“……我的整個思路早在張文發表前一年就形成，當時我在北京和外地十多所大學的演講中已經比較詳盡地談及，有數千名聽眾可以作證。在正式行文的時候，我參考了包括張文在內的三十余篇論文和原始文獻，如海外的王友琴、鄭義等學者和國內的徐友漁、王毅、錢理群、任不寐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從文章的整體構思到材料征引，都與張文迥然不同。張育仁的“抄襲”說，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首發張文的《四川文學》的編輯冉云飛，已經對媒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冉云飛認為，兩篇文章各有側重點，根本不存在抄襲問題，并對張育仁為何作此言論以及言論背后的心態表示迷惑不解。”

　　指控、批評余杰涉嫌剽竊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說話中肯，有理有據。余杰的自我辯護和極力否認，因為白紙黑字、證據確鑿，顯得蒼白無力，效果不大，也根本無法洗刷“文壇剽客”的罪名。因此，又有網友說了：“如果余杰明智一些，認個錯，道個歉，重新再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大陸李敖、王小波第二的嘛！”(徐林正)

　　摘自:【千龍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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