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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即將到來的“痛苦”

　　入世之后，一些法官會感到讓自己“痛苦”案子一下子多了起來。

　　比如，一家外國企業對我們政府部門的決定不滿，按照世貿的規定，他有權提出訴訟請求。于是，政府部門被告到了法官面前，而原告是個藍眼珠高鼻梁的外國人。

　　如果政府的決定真的違反了世貿規則，那么在現行的司法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相當一部分法官會感到審判非常“痛苦”：判政府敗訴，很可能會被指為“胳膊肘往外拐”，可是，判外企敗訴，顯然有失公正。

　　可以預見，入世后這種涉外糾紛會大量地涌現，除了政府和外企之間的，還有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中國公民和外國企業之間的糾紛，大量讓法官“痛苦”的案件會端在他們面前。

　　顯而易見，這種“痛苦”不能成為法官的判決帶有傾向性的理由。要想在世貿組織的大家庭里呆下去，就必須按它的規則辦事，也必須按它的規則解決糾紛。

　　這就要求一個法官不論與當事人是何種關系，都應該站在中立的立場，嚴格按照法律判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入世對于我們法律領域的影響不僅僅在于具體法律的“立、改、廢”，更深刻地在于它對于我們的司法公正與獨立提出了要求，對于我們的司法制度改革和現代司法觀念的建立提出了要求。

　　泛行政化：現有司法制度的根本弊病

　　長期以來，司法改革一直為人關注。如果說以前的改革是按照自身邏輯和自我設計在進行的話，那么入世則無疑給它加了一種不容回避的推動力。在一個封閉的圈子里，制度的弊端或許可以容忍，改革的步子也可邁得慢些，但當你一旦融入世界，這里面的問題就變得不可容忍了。

　　北京大學的賀衛方教授說，一百多年前中國的國門剛打開時就碰到了這樣的問題，當時的中西沖突中有一部分就表現為司法制度、司法觀念上的沖突，清政府對于一些案件的判決直接導致了國與國的爭端。我們今天不注意這一點，也可能出現類似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喬寶杰博士說，不論是觀念上還是實踐中，我們離現代司法的要求還有差距，離世貿的要求也有差距。

　　關于司法目前的問題討論得很多，但歸根結底其實就是一個：我們的司法沒有成其為“司法”。也就是說，司法本身在按照一種非司法的規律在運行，而人們對司法的職能定位也發生了扭曲，很多不該司法做的事司法在做，很多司法應該具有的品性卻蕩然無存。

　　我們在媒體上經常可看到這樣的報道：

　　“某縣造紙廠多年來積累的債權涉及828家單位，總額達1500萬元。今年初，法院主動上門攬案，抽調精干力量一頭扎進該廠。干警們連續奮戰100多個日日夜夜，找遍了200多個債務人，運用訴訟和非訴訟手段收回債款462萬元，使這個廠恢復了生機。縣委書記聽了該廠的匯報后激動地說：‘這就是服務，這就是效益！’”

　　“某市中院組織了第三屆春耕生產法律服務月活動，審判干部深入農業生產第一線走訪農民，宣傳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和有關法律，開展法律咨詢，調查摸底，主動收案，調處糾紛，開展公開審判，嚴懲破壞農村社會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促進了春耕生產，受到了農民和農村干部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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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描述法官四面出擊、八方服務的文字，充滿了對法院和法官的褒揚之情。但是當我們從司法本身的品性和職能來分析這些行為時，不能不有所疑問。

　　賀衛方教授說，法院對于糾紛的處理不應該采取主動的方式。立法機構可以積極地推動某些領域立法的發展，行政機構應當主動地行為以完成立法所賦予的使命，但是，法院卻只能以消極主義的方式行事。“法院不得對于未向其訴求的事項有所作為”，西方這句古老的法律諺語所揭示的行為特征是與法院作為裁判機構的性質密切關聯的。作為糾紛的仲裁者，司法機構公正和中立的社會形象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讓當事人接受裁決結果，才能得到社會的持久支持。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動的行為，勢必將自己卷入當事人之間利益的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另一位研究者也明確指出，司法權的要義不在于其主動性，而在于其消極性(被動性)。

　　那么，為什么背離司法本性的行為卻被社會輿論褒揚呢？這其實是長期以來“泛行政化”對司法影響的結果。我們看到，在上述活動中法院承擔的并不是真正的司法職能，所完成的其實是一種行政性的任務。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以行政的標準來看待司法機關，一系列強有力的行政性的觀念、行政性的力量扭曲了司法的品性。

　　《東方時空》曾經把專訪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放在《部長訪談錄》欄目中，可悲的不是編導的失誤，而是觀眾視之為正常，在集體潛意識里，司法已經被行政化了。

　　“泛行政化”影響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司法受歷來強大的行政性觀念、行政性力量的干擾，司法不獨立，甚至成為“附庸”；二是司法機關本身被行政化、法官被官僚化了。

　　可以說，目前司法制度中的所有弊端都帶有“泛行政化”影響的影子，而司法改革要做的就是把司法從行政化的影子中獨立出來，讓司法成其為“司法”。

　　司法地方化：地方行政權對司法權的干擾

　　目前備受詬病的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實質則是地方行政權對司法權的干擾。

　　我們看到，不同地方的兩家企業打官司，對司法管轄權的爭奪往往成為焦點，這背后隱含的邏輯就是：自己地盤上的法院會保護自己的企業。如果我們據此把批評的矛頭僅僅指向法院，則未免片面。實際上，法院在審判此類案件時，通常會有來自地方政府的暗示。因為企業是地方收入的來源，企業的損失也就是地方的損失，出于本能地方行政權便會對司法權施加影響。

　　這里的關鍵是，我們目前的制度設計為這種干涉的有效性提供了條件。法院的經費是由地方財政撥給的，法官也是由地方任免的。美國的國父之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曾經說過一句話，從人的本性來說，對一個人的生存有控制權，就等于對一個人的意志有控制權。

　　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權往往就屈服于地方行政權。一個基層法院院長就曾經在全院大會上說：“我們審理案件，不但要講法律效果，還要講經濟效果。你判一個案件執行一個案件，當地企業輸了垮了，好像與你無關，但當地企業如果都垮了，全縣經濟滑坡了，誰來給你法官發工資？”

　　這就是司法地方化出現的一個根本原因，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一些基層人民法庭甚至成了地方政府的具體執行機構，配合政府從事計劃生育、收糧征稅等工作。

　　很難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入世后如果一家地方企業和境外企業打官司，當地的法院會作出怎樣的判決？一位業內人士尖銳地指出，如果地方保護主義問題不解決，國民待遇原則就會遭到破壞，從而引發國家間的貿易爭端。

　　就目前而言，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要解決司法權地方化的問題，這需要改變司法管轄區劃同行政區完全重合的狀況，需要改變法院的人、財、物要仰賴地方的狀況。有人建議設立跨區法院，法院的經費由中央財政支出，這樣可減少地方對法院的干擾，保證法院獨立。

　　法官素質：一個令人擔心的怪圈

　　有專家指出，比法院獨立更重要的是法官獨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說，獨立性的核心是裁判者的獨立，而不是所謂法院的獨立。法院的獨立是審判獨立的最淺層次，最高的境界應是誰審判誰獨立。

　　法官獨立就要求改變目前的審判管理體制，包括審批制，包括非議甚多的審判委員會制度，真正把審判權交給法官。

　　但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法官獨立持有保留意見，他們的一個擔心就是：目前法官的素質能達到法官獨立的要求嗎？

　　專家認為，司法獨立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法官具有可以被社會信賴的人格和學識能力，而法院有一套合理的組織體系和成熟的程序。

　　目前而言，我們的法官素質確實不高，絕大部分人沒有受過法律的專業訓練，1995年的時候全國只有5%的法官具有本科學歷。這樣的狀況，自然讓人對搞法官獨立不放心。“現在司法腐敗都這么多，讓他們再獨立，豈不更嚴重。必須對他們加強管理和監督。”

　　“這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怪圈。”賀衛方說。因為法官素質差所以要“層層把關、層層審批”，但這樣做的結果卻讓法官不思進取。當個人的法律素質的高下、個人對案件審理的認真程度和投入的精力等都不能最終決定案件的結果時，恐怕沒有更多的人會費心去鉆研業務，也不會太在乎案件處理的質量。這樣，針對法官低素質的一套制度反而限制了他們素質的提高。

　　更糟的結果是出現“劣幣驅逐良幣”，高素質的人無法忍受走了，而更多的低素質的人留了下來。

　　王利明教授認為，我國法官素質一直難以提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對此，賀衛方教授的看法是我們要有壯士斷臂的豪氣，走出惡性循環的怪圈，如果不痛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永遠走不出這個循環。

　　目前很重要的是改變法官的選任狀況。法官是一個需要專門知識、專門技能的職業，崇高的法官意味著人格、學識與權威的三位一體。西方國家對法官的品行和專業素質均有很高的要求。在英國，只有具備十五年或十年以上經歷的出庭律師，才能分別擔任上訴法院法官或高等法院法官；在美國，法官均是從執業多年的優秀律師中或從有名望的法學教授中依法定程序遴選的。

　　在我國，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對法官的選任甚至不需要具備一定的教育背景或學歷要求。1995年頒行的《法官法》雖然規定了法官選任標準，但在現實中又往往難以貫徹。

　　賀衛方指出，應該說，《法官法》制定的法官標準還略顯低了些，但遺憾的是，即使是這樣的低標準，仍然不能落實。如果法官的素質不能提高，那么我們進行的任何司法改革都不會順利進行。

　　獨立：司法改革的最終追求

　　一位研究者說，其實中國有哪一個縣的法院院長能夠把自己看作是獨立于政府的法官呢？恐怕沒有。聯想起《東方時空》把最高法院院長列到“部長”系列后社會的反應，不能不說，司法沒有成其為“司法”，最頑固的力量還是人們的觀念。

　　自古以來，中國的法官是沒有地位的，史書上曾經有過這樣的記載，孔夫子一生以當法官為恥，據說他曾經當過幾十天的法官，但是他從來不把這個作為他的一個正式的經歷，因為在儒家的觀念里，法官的存在意味著這個社會有沖突，不和諧，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態，這種文化的積淀，對于樹立法官的權威仍然有很消極的作用。

　　而長久以來，我們地方一級的權力結構中也大多實行的是行政權、司法權甚至是立法權合一的體系，這被賀衛方教授稱為“全能型衙門”，司法在其中當然不可能獲得獨立。

　　這些政治文化傳統對今天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包括人們的思想觀念。這些觀念深刻地影響對司法的定位，成為了司法沒有成其為“司法”、司法深受“泛行政化”影響的一個根本因素。

　　制度上的問題可以通過制度變革來解決，觀念上的問題則復雜得多。真正的法治絕不僅僅在于冷冰冰的條文、威凜凜的法官、硬邦邦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決，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過的新型公民，他們信仰法律，把司法獨立視為天理，并愿意盡心去捍衛，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我們的司法改革成功了，才能說司法被真正“歸位”了。

　　專家說，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入世則會加快它的步伐。(鄧科)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