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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很多高速增長的企業因為管理基礎薄弱、缺乏凝聚力而突然衰敗，正如很多聲名顯赫的公司一揭開蓋子就千瘡百孔，中國一些地區的發展也潛伏著同樣的危機。這些地區也像那些忙于做表面文章的企業一樣，長期忽略基礎的管理工作，不重視民意根基的打造，在“官員任期所有制”的短期思維影響下，致使問題越積越多，積重難返且越來越難以遮掩。

　　我們的記者在采訪某省一樁命案時，遇到當地一位已經采訪過該案、但后來沒有曝光的中央級媒體記者。他說：“這個省不能再出事了。中央盯得很緊，現在什么都是責任制，再出事，省領導的位置坐不穩啊！”

　　雖然“不報道出事”并不等于“不出事”；而且事實上，一時地壓住某地的新聞也不等于能永遠地壓住所有地方對此的報道，尤其是在一個“互聯網社會”；但對地方官員這種如履薄冰、天天擔心出事、害怕上面怪罪的心情，我們表示理解。今天爆炸，明天火災，這天黑社會，那天“豆腐渣”，貪官層出，特權橫行，而且安全事故動不動就死傷幾十人上百人，嚴重背離“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的政治原則，讓上級領導寢食難安，讓人民群眾悲憤交加，媒體還要紛紛報道追究，誰坐在那里都如坐針氈。

　　當中國的地方官員因為上至中央、下至底層的壓力，感到“這個官越來越不好當了”的時候，他們在客觀上就開始了“角色回歸”的里程。我們對這一方向持肯定的態度。

　　所謂“官員的角色回歸”，在我們看來，就是還官員之所以為官的本來面目，真正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而剝離掉那些封建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東西。在“官本位”的文化下，要全面實現官員的“角色回歸”，還需要漫長的過程。但“回歸”的方向，我們以為應該是明確的。

　　第一，從權力的擴張走向權力的收縮。隨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機構調整，裁撤收縮，隨著國有企業的“無級別”化，隨著權力部門之間制約關系的加強，越來越多官員感到手里的權力少了，權力沒那么硬了，沒那么暢通了，管不了(至少是直接管不了)那么多人和事、財和物了。于是，以往的“優越感”變為“失落感”，“特殊化”趨向“一般化”。

　　第二，從對經濟和公民生活的大量干預走向為經濟和公民生活提供服務，還權于民。由高高在上的命令者、指令者，變成投資環境的維護者、投資者的服務者。管制和干預是腐敗的溫床，只會令個人得利而使整體投資環境受損。當官員的個人作用大大弱化，當官員覺得干預別人會“縮手縮腳”、“有所顧忌”時，他們將找到人民之所以賦予他們以權力的理由：“要你當官，就是要你為我們好好服務。沒有服務的理念，只有管制的沖動，就不配當官。”

　　第三，從說“官話套話”、“假話空話”到為人民說話，說真話，用自己的語言說話。

　　第四，從“公私不分”到公私分明，不化公為私，不因公徇私。

　　第五，從人治到法治。讓人民不再“求人辦事”、“拉關系辦事”，而是按公開透明的制度平等地辦事。

　　第六，從很容易“混日子”到接受嚴格的考核，讓對官員的辭退、降職、懲罰成為一種硬性的約束。讓官員成為最擔心“下崗”的一族(事實上，他們也是最膨脹的一族)。對貪官要有威懾，對庸官、懶官也要有壓力。要讓人們覺得“當官大不易”。

　　第七，從缺乏監督到時時面對監督的壓力。不僅是為官者自己受監督，其子女親戚同樣會被傳媒盯得死死的。

　　第八，官員的職責、功能由模糊到清晰。官員的職責越模糊，權力就越大，所以什么是他們可以干的、什么是不可以干的，一定要清楚地界定。企業的經營范圍要放松，官員的職責范圍要明晰。

　　第九，由回避問題到直面問題，由掩飾問題到真正解決問題。不要中央不問、不發現，就萬事太平，出了事先想著怎么在上面過關，得過且過，搞短期行為，不實事求是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

　　第十，由感覺型、拍腦袋型的管理到理性化的科學管理，從“家長制”、“一言堂”式的管理到民主化、參與式的管理。

　　我們已經聽到“現在當官真累、真苦、真沒意思”的許多抱怨，也看到不少官員辭官，追求其他的人生目標。在社會上，也有很多“當官沒什么了不起的”、“沒什么好牛的”、“沒什么好怕的”的議論。當作為個人的官員開始思考“當官的真正價值何在”、并且不無迷茫的時候，我們認為，作為整體的中國官員正在覺醒。他們感到越來越多的約束，恰恰表明，中國傳統的“大政府”有可能變成“有限政府”。而“限政”，從來都是“善政”的開端。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對中國一些官員的“失落感”、“迷茫感”、“無力感”表示致敬——他們正在和那種建立在控制與管制基礎上的“優越感”告別。他們的人生走到了新的路口，確實不容易。我們對他們的探索表示尊敬。我們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國官員的“角色回歸”不等于“無為主義”。我們希望他們主動迎接而不是被迫走向這種“回歸”。回歸人民的懷抱，回歸對民族的責任和歷史的良知。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