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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20世紀中國文化史，能以一家兄弟閃爍綿延其間而始終不衰的，唯有周氏3兄弟。大先生周樹人，筆名"魯迅"，一生桀驁不馴，四面為敵，斗爭而終。二先生周作人，才華橫溢，與世平和，像手工藝人一樣日日雕琢，在紙筆之間，在一生榮辱之中，艱苦勞作。在兩位兄長的巨大光環(huán)下，三先生周建人自強自力，以犧牲自己而始，以盡職盡責而終，走完了將近100年的人生。

　　上下求索

　　1881年9月25號，魯迅在周家大宅啼哭著，降臨人間。

　　魯迅有3個弟弟和1個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3人。

　　秋天時節(jié)，桂花飄香，周家喜歡中午在桂樹下休息，魯迅和周作人珠聯(lián)璧合，經常出人意料地演起自編兒童劇，讓大人們樂不可支。有一次，魯迅看到一張畫，是老鼠在元宵節(jié)晚上成親，他便叫來周作人，元宵佳節(jié)時守了一夜，結果什么也沒看見。第2天，周作人無精打采，但對哥哥毫無怨言。

　　魯迅13歲那年，祖父考場行賄，被光緒皇帝判了死刑。父親變賣家產，保下祖父，卻使周家極速敗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監(jiān)獄服侍祖父，魯迅向母親磕了一個響頭，他要去南京求學。1902年，他飄洋過海，去了東京。他更加懷念家鄉(xiāng)兄弟，在給南京讀書的周作人寄去近照，他還給紹興的周建人買了數不清的書。

　　母親聽說兒子在和日本人談戀愛，焦急地催促他回國完婚。母親來電說：“母病速歸。”

　　魯迅趕回來，看到家里張燈結彩，辦喜事的所有準備都已經作好了。母親送給魯迅的“禮物”，是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兒，名叫朱安，也是紹興人，比魯迅大3歲。在族人的簇

　　擁下和司儀的叫喊聲中，新娘的蓋頭被掀開，魯迅看了一眼新娘，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當天，魯迅根本就沒有就寢，在書桌邊看了一夜書。第2天魯迅下樓時，有人發(fā)現魯迅還是流淚了。因為當時的被子是藍洋布作的，淚水一流，顏色要褪，那么魯迅的臉上就留下了藍顏色。

　　第4天，魯迅帶著剛剛通過公費考試的周作人啟程，東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此時，周建人已聯(lián)系好去南京求學，準備有朝一日像兩位哥哥一樣東渡日本。但魯迅一想到頭發(fā)花白的母親，便勸慰三弟留在家里，一邊陪伴母親，一邊自學。魯迅許諾說：“將來我和作人學成了，賺一個錢，都是大家合著用。我們兄弟友愛，將來永遠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于是，周建人橫下一條心，留守在紹興。

　　周作人愛上一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并在1909年商定了結婚日子。周作人開銷主要來自公費，一旦成親，官費根本不夠。為了成全弟弟的學業(yè)和家庭幸福，魯迅放棄去德國深造。1909年，魯迅回到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做生理和化學教師，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養(yǎng)”，但他還是節(jié)衣縮食，給周作人寄錢。

　　1912年，魯迅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教育部的科長，北上北京。

　　聚散天注定

　　魯迅北上的同時，周作人夫婦從日本回到紹興，魯迅除了在經濟上繼續(xù)接濟他們之外，開始在事業(yè)上為周作人投入更大的關懷。為周作人翻譯的中篇小說《木炭素描》奔波，搞掂文明書局出版。魯迅還和周作人一起以“周綽”的筆名發(fā)表作品。

　　為了在名聲上提攜弟弟，魯迅便把花費了大量精力編成的《會稽郡故事雜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出版發(fā)行。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長。魯迅向他推薦周作人，蔡元培欣然應允，聘周作人為中文系教授。

　　周作人也不負眾望，寫出了《歐洲文學史》。可以說，這是中國第一部像樣兒的西方文學史專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結束長期的寄居生活，買下了八道灣11號。經歷了多年的骨肉分離，魯迅終于承諾了青年時代的誓言，兄弟3家大團圓，有錢同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同贍養(yǎng)辛苦了一輩子的老母親。此時，魯迅和周作人已是思想界明星，兩人的月薪合加起來，超過500大洋，相當今天的5萬元。

　　1921年深冬，魯迅發(fā)表了《阿Q正傳》，引來廣泛喧嘩。第一位撰寫評論文章的，是周作人。他以文學理論家的身份說，《阿Q正傳》是一部諷刺小說，阿Q是中國傳統(tǒng)的結晶，是一個民族的典型。

　　20年代初，周建人也厚積薄發(fā)。魯迅受聘北大，周建人也同時進了北大哲學系，甘作一名旁聽生。此時，周建人已32歲，在紹興擁有眾多門生。1922年，他聯(lián)合二哥周作人和胡愈之，組建“婦女問題研究會”。他翻譯的《性與人生》成了中國性科學的啟蒙讀本，他撰寫的《性教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論述性教育的教科書。

　　八道灣這所大宅子名義上的主人，是魯迅，但周家的財政大權卻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魯迅必須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給信子處置。

　　這個時期，周作人由于是北大教授，所以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工薪收入，都遠遠超過魯迅。恰在此時，教育部接連5個月發(fā)不出薪水，信子從魯迅那兒收到的錢少了，便懷疑魯迅私蓄。

　　1921年早春，周作人患病住院，魯迅一次借款700大洋，相當于兩個月的薪俸。如此沉重的生活負擔，使魯迅的心情糟透了，開始隔三岔五地提醒信子節(jié)約用度，勤儉持家，信子表面不言，心里卻是一肚子怨氣。兄弟3人中，周建人尚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沒有收入上繳，反倒每月支出。他決定離開北京，自強自立，去上海商務印書館作校對員。

　　有一次，周作人告訴魯迅，要把岳父岳母從日本接來。魯迅堅決反對，周作人很不高興，完不成這個任務，他在太太那里沒有好日子過。果然，信子開始大聲告誡孩子們，不許搭理那個“孤老頭”，不許吃他的東西，讓他冷清死！她還對周作人說，魯迅常在他們的臥室窗下偷聽，這是兄長的不檢點。

　　1923年7月19號，周作人把一封絕交信丟給魯迅，從此，不再邀請魯迅一起吃飯。8月2號，魯迅再也受不了充滿火藥味的氣氛，決定搬出八道灣。

　　在各自的跋涉中

　　1925年早春，魯迅收到女師大學生許廣平的第一封信。此時，正值女師大驅趕楊蔭榆校長風潮，魯迅是學生崇拜的文學講師，許廣平便懷著崇敬心情向他求援。

　　夏天，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在一片攻擊聲中，魯迅卻寫了《戰(zhàn)士與蒼蠅》。他說：“有缺點的戰(zhàn)士終竟是戰(zhàn)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去吧，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總不會超過戰(zhàn)士們，你們這些蟲豸們！”周作人寫下《孫中山先生》，他說：“一棵大樹，要全部的去看他，別去單看那蟲蛀的葉！呔，小子。”

　　如此相像的語氣，如此近似的筆法，即使已經分道揚鑣，周氏兄弟仍在各自的跋涉中，向同樣的敵人開火。不僅如此，當女師大前任校長許壽裳聯(lián)名發(fā)表《關于女師大風潮的宣言》，周作人明知道是魯迅執(zhí)筆的，卻也毫不猶豫地簽上了名字。這種通力的合作，最終使學生們獲得勝利，魯迅也獲得了許廣平的愛情。

　　為了躲避通緝，也為了避開社會輿論對其婚外戀的批評，1926年10月3號，魯迅攜許廣平在上海定居。

　　1927年，張作霖軍政府絞死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周作人一邊悲憤寫下《偶感》，捍衛(wèi)李大釗的名譽，一邊把李大釗的大兒子李葆華藏在八道灣，轉送日本留學。

　　對周作人的這種勇敢精神，魯迅大加贊賞，并把它寫在給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緒卻一落千丈，遁入散淡閑適的書齋生活，提倡“閉戶讀書”，主張“茍全性命于亂世”。漸漸地，京派作家群誕生了，周作人便是這個群體的精神領袖。

　　此時，周建人已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了6年。除了把在北京就十分關心的婦女問題研究得更透，他還在科普作品創(chuàng)作上取得成績，出版了《生育節(jié)制》，倡導控制人口。

　　1929年，魯迅和許廣平生下唯一一個孩子。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幾年，魯迅常對朋友說，許廣平是他的校對助手。他還特意把自己的臥室設在2樓，許廣平在3樓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稱的魯迅，竟也害怕社會輿論，羞于承認自己與所愛的人的關系。這種異常的精神狀態(tài)給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生活投下陰影，但上海的9年生活，雖然和睦下潛伏著沖突，相敬中有過傷害，但卻是魯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歲月。

　　福與悲的抉擇

　　1931年12月27日，魯迅總結出寫作中的幾點經驗，毛澤東則在《反對黨八股》中詳細介紹這些經驗，并把魯迅經驗印在《宣傳指南》上，發(fā)給整個延安。

　　1932年10月5日，魯迅寫了一首舊體詩《自嘲--書贈柳亞子》，毛澤東作出崇高評價說：“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值此民族危亡之時，魯迅更加明顯地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1935年10月19日，聽聞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魯迅委托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給毛澤東和朱德發(fā)去賀電說：“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與中國的將來。”

　　同樣是在1935年，50歲的周作人發(fā)表《五十自壽詩》，引發(fā)了30年代左翼青年對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批判。知弟莫如兄，在魯迅看來，周作人的小品文，不該是閑適的小擺設。而周作人認為，魯迅的雜文是“祭品”，也不過是種擺設。魯迅被公推為左翼作家領袖，周作人認為，這是老不安分，在《老人與胡鬧》中，他影射魯迅患得患失，投機趨時。

　　在對待日本的態(tài)度問題上，周作人處在日本人的包圍之中，依然把日本視為第二故鄉(xiāng)。苦于無法與周作人直接交流，魯迅只好給八道灣的門客章廷謙寫信，委婉轉請周作人南下。門客看完信，感動得拍案感嘆兄弟分手多年，遇到風吹草動，還是那么關懷。然而遺憾的是，周作人沒有絲毫反應。于是，魯迅對周作人最關鍵的一次眷顧，無聲無息地被撞了回來。

　　1937年7月7號，日軍圍攻北京。8月4日，胡適勸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渦，但周作人不愿意隨北大南遷，蔣夢麟校長便委托他留守北大。8月25日，日本憲兵占領北大，闖進校長辦公室檢查，周作人聞訊趕到，用日語和憲兵據理力爭，有效緩解了局勢。

　　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他選擇了日本，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兼北大文學院院長。

　　實際上，周作人這個督辦做得并不舒服，他畢竟是中國人，畢竟知道中國在流血，因此，他盡量在教育中減少奴化，甚至以特殊身份，掩護和資助中共冀東暴動的地下黨員。

　　但無論如何，此后的周作人無論是在國民黨那里還是在共產黨那邊，都已抹不去“漢奸”的罪名。周作人后半生的厄運，全系于此。

　　身前身后事

　　在北京的時候，魯迅常愛在吃飯前開個玩笑，他經常手一按桌子一下子跳過去。但現在，魯迅再不能像過去那樣靈便。1936年早春，魯迅的體重降低到74斤。在生命無望的狀態(tài)中，魯迅掙扎著，把方志敏《可愛的中國》遺稿轉交中共中央，他還特地買了20罐白錫包香煙和兩只火腿，托史沫特萊轉交毛澤東。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與世長辭，享年55歲。

　　幾乎所有中國作家都出席了葬禮。魯迅的棺木由36位政見不同的作家抬著，大上海萬人空巷，自發(fā)的送葬隊伍綿延數公里。在1萬多名送葬者悲愴的《安息歌》中，魯迅棺木沉入大地，沈鈞儒題寫的“民族魂”3個大字卻長久地留在了中國人的記憶中。

　　消息傳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參加丈夫的葬禮。但周老太太年過8旬，身體不好，必須有人照顧，朱安只能把魯迅在西三條的書房辟為靈堂，獨自為他守靈。

　　周作人也沒去上海，卻在北大法學院禮堂參加了紀念會。魯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地走進教室。在長達1小時的時間里，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下課鈴響了，周作人挾起書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里去。”這個時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臉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覺得他的悲痛和憂傷不是筆墨所能形容。他不哭，所以沒有淚，但眼圈卻是紅熱的。

　　1956年是魯迅去世20周年，他的棺木也遷葬到上海虹口公園，毛澤東親筆書題寫下了“魯迅先生之墓”的字樣。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建國后，周建人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高教部副部長、浙江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4年7月29號，周建人壽終正寢，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在3個兄弟中，晚年凄慘的只有周作人。1946年，北大校長胡適等人使盡渾身解數，把周作人從槍口下奪回來。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為10年。1949年，周作人從老虎橋監(jiān)獄提前釋放，暫住上海，開始了暗淡的余生。

　　周作人出獄后，胡適勸他去臺灣，保證蔣介石既往不咎，還會保他當院士。但周作人拒絕了，他認為“漢奸”罪名是蔣介石定的，毛澤東未必承認，況且，毛澤東是自己的學生，30年前還曾拜謁八道灣，請求自己援助。沒錯兒，這次換到周作人去求自己的學生，毛澤東拿到老師洋洋灑灑的6000字信，匆匆看過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yǎng)起來！”

　　周作人在1958年5月20號寫給曹聚仁的信中，對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不滿，認為哥哥是死后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是戲弄。這段話公開發(fā)表后，引起軒然大波，于是他一步步走進了自己的陷阱。

　　周作人被紅衛(wèi)兵關在一個小棚里，他已經站不起來了，躺在那里，臉煞白，穿著一件黑的衣服，胸口戴著一塊白牌，白牌上就寫著他的名字。紅衛(wèi)兵叫他起來交代問題！他費力地起來，但一件事也說不出來了。紅衛(wèi)兵就拿皮帶揍：“你說不說！你說不說！”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趴在八道灣的臨時鋪板上猝然死亡，臉上沒有絲毫痛苦，享年83歲。

　　摘自：鳳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