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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專業隊”為何不敵“業余隊”？

　　“沈陽案”東窗事發似乎純屬偶然，最初是馬向東在澳門豪賭被人發現，于是才有連串“窩案”的大敗露。

　　人們很容易假設，如果沒有馬向東的“一時不慎”惹火燒身，沈陽的這批貪官會不會還照樣舒舒服服地混下去，有的還會像慕綏新一樣被吹捧為有政績的“好市長”而官運亨通？人們更會質問，為什么貪官的劣績“墻內開花墻外香”——近在咫尺的沈陽市各監督部門無動于衷，卻被別處的人發現？

　　慕綏新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個大貪官，而且平時并不掩飾他的豪奢。然而，最早向外界透露這一信息的，卻是一些香港記者。1998年，慕綏新邀請一批香港記者到沈陽采訪，慕接見記者時的一身名牌行頭就值數萬元，這自然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回港后的報道中，一位記者專門點出慕綏新的派頭，并暗示他可能是個貪官。

　　這的確令人汗顏：遠隔千里、也未受過反腐教育的香港記者，僅憑一面之交就能“嗅”出問題，而我們那么多的專業反腐隊伍——紀委、監察、檢察、人大等等，天天都在慕綏新身邊，卻對其腐敗問題居然長時間“毫無覺察”！

　　貪官的劣行，總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有時根本不是“蛛絲”、“馬跡”，簡直就是做著腐敗的廣告。君不見，有“擺在街上的腐敗”(超豪華住宅)，有“坐在屁股下的腐敗”(超豪華進口轎車)，有“耳朵邊的腐敗”(新式手機不時更換)，有“穿在身上的腐敗”(一身行頭價值數萬)，有“沖出國門的腐敗”(公款出國游外加豪賭淫樂)，有“大膽面向社會各階層的腐敗”(利用婚喪嫁娶大肆收受錢物)……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類似的腐敗現象，不用細查就能知個八九，因為他們的開支明顯地與他們的收入不符。

　　當然，我們的專業反腐人士的反腐業績也是有目共睹。許多貪官被板倒，都有反腐“專業隊”的功勞。我們不能憑懷疑定罪，不能憑“蛛絲”、“馬跡”定罪，從發現“蛛絲”、“馬跡”到將腐敗分子推上法庭，主要靠反腐“專業隊”。但是，反腐“專業隊”也存在明顯的問題，特別是在日常發現貪官方面常常耳不聰目不明。比如，對天天在眼皮底下、豪奢而不掩飾的大貪官慕綏新，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失誤或失職。

　　反腐“專業隊”不敵“業余選手”，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安粸椤钡脑�因甚多，很重要一點是體制上的原因。目前在地方上，不管是紀委、監察，還是檢察院，甚至包括人大，實際上都是地方一、二把手的下屬，財權、人權都在上級手里。在這種情況下，讓他們監督他們的“老板”，簡直有點強人所難。而且腐敗分子多是上下勾結，這樣一來，即使對同級或下級的監督，也會因此而半途而廢。因此，要想使反腐“專業隊”真正發揮出應有的“水準”，還是應該認真反省一下我們的反腐體制和機制。

　　二問：“幾把手”怎會比不過“一把手”？

　　“慕馬案”有一個現象觸目驚心：涉案的腐敗官員中，竟有20余人是“一把手”！

　　從“一府兩院”的政府市長、檢察院檢察長、法院院長，到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一個又一個要害部門的“一把手”相繼落馬，這被稱為奇特的“一把手現象”。

　　這些“一把手”腐敗起來同樣不縮手縮腳。國稅局局長的辦公室和家里都豪華得令人瞠目；法院院長包養六七個情婦；國資局長“泡小姐”一擲千金；財政局長動輒出國瀟灑……給人的印象是，這些“一把手”們天馬行空，沒有一點約束，甚至使人懷疑這些單位是否有領導班子，除了“一把手”外是否還有“二把手”、“三把手”等分工負責、相互監督的班子成員。

　　當然，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慕綏新。據說他在講話或與干部談話時，經常講的就是“我要如何如何給你解決問題”、“我如何如何給你提高待遇”等。周偉在鞍山口碑不好，慕綏新卻將他調到沈陽任煙草專賣局局長；群眾舉報夏任凡，中紀委下令調查，慕綏新從中阻撓，就沒有人敢再堅持。

　　不光在用人上，在其他重大決策方面，這位在沈陽一直以有魄力、敢拍板而著稱的市政府“一把手”，常常是“金口玉牙”，一個人說了算�，F在回過頭來看，他的一些“拍腦門”、“拍胸脯”一言堂定下的決策，完全是缺少科學決策、缺少集體討論的蠻干、胡干。

　　沈陽市會展中心選址，無論從城市建設和經濟活動來看，都不應選在現在這個地方，很多人提出過反對意見，但權傾一時的慕綏新卻一意孤行。如今，這個原計劃投資7.2億元的基本成型的建筑業已停工，新近的一個方案是要把它炸掉，需要付出的的代價是，僅地面建筑就要損失8000萬元！

　　為什么幾個“×把手”都比不過“一把手”？關鍵還是我們的領導體制有漏洞。

　　一個班子里也就是那么幾個人，對“一把手”的監督基本上是靠他們。然而，一方面，事實上的“首長負責制”給了“一把手”很大的權力，如財務上的“一支筆簽字”等等，同時又沒有權威部門確定權力分配的“游戲規則”，致使其他幾個人只能唯“一把手”是從，否則“一把手”可以略施小計，就將權力轉移到他或他信任的人手中。另一方面，近些年實施的黨委會“票決制”等新方法，或是沒有認真執行，或是在實踐中并不可行(如常委會人數很少，投票方式又很不規范，常委委員很難真實表達個人意愿)，基本上對“一把手”沒有什么監督效果。

　　此外，一些實權部門的“一把手”沒有實行任期制、輪換制，多年當政，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織成龐大、堅實的“關系網”，排除異己，規避監督，從而產生令人擔憂的“一把手現象”。

　　三問：“小問題”為何變成“大問題”？

　　“慕馬案”中有一位勇士令人難忘，那就是因舉報慕綏新、馬向東等貪官而被開除黨籍、關進勞教所的離休老干部周偉。

　　不過，使人覺得尷尬的是，周偉是在馬向東澳門豪賭、劣行敗露，上面開始著手查處貪官們以后，才被放出勞教所的。在這之前，幾乎沒有人重視他的舉報，認為那不過是一些“小問題”。

　　然而，很多貪官的這些“小問題”背后，往往是令人心驚的“大問題”，只是我們的有關部門對此感覺麻木而已。

　　報載，沈陽市紀委搞過一次調查，在晚上6點后給市管領導干部掛電話，結果有一半的人無法找到。但是，他們的調查也就止于此，沒有繼續深入。兩年前，皇姑區副區長關宏陽因經濟問題落網，牽涉到多名官員收受禮金的問題，但這些官員僅僅被要求上交禮金，再也沒人做深入的調查處理。

　　與此同時，很多上面要求“從嚴”的批示，在下面也會變成無聲無息。一次，遼寧省委接到一封涉及沈陽的署名舉報信，省委書記作了批示，省委副書記更是要求認真查一查。但是，舉報信轉到沈陽后卻再無回音。2000年，沈陽市紀委提出的7起必須要有結果的督促查辦案件，竟然沒有一家上報結果，最后不了了之。

　　如果這些“小問題”當時就得到足夠重視，一方面可能順藤摸瓜，抓出“小問題”背后的“大腐敗”；另一方面，如果這些“小問題”的確只是個苗頭，認真抓一抓，對領導干部也是一個提醒，會避免更大問題的發生。

　　所有這些問題，應該說都不只存在于沈陽。因此，有關部門也有必要對照“沈陽案”暴露出的問題，再多提出一些疑問，或許可以堵住一些漏洞，增強反腐的效果。

　　摘自：《時代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