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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首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在李成錄(又名阿龍)的帶領下，從糾集到覆滅，僅僅存在了兩個來月。他們非法成立摩托車出租公司，先后作案15起，敲房東、詐顧客、逼商城、毆交警、騙工商、砸居委會、圍攻國家機關、用暴力妨礙公務、勒索單位和他人、打傷無辜市民和警察多人，被老百姓看做惹不起的“摩托幫”。近日，深圳羅湖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李成錄等人分別被判處十二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

　　縈回心間的責問

　　此案的整個審理過程，記者自始至終在法庭旁聽。

　　庭審進行了整整三天。9名被告人全部來自外地，這是羅湖區法院成立以來的首例。審判長由主管刑事的副院長親自擔任。

　　擔任本案公訴的深圳市羅湖區檢察院檢察官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宣讀起訴書：

　　該公司成員通過圍攻、威脅手段，迫使執法部門對他們的非法活動網開一面。雖然他們的行為與典型的“保護傘”特征有所不同，但我們認為不應以是否將國家工作人員拉下水作為“保護傘”的構成要件，只要實施了逼迫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其提供非法保護的行為，即應視為該特征成立……

　　法庭上控辯雙方交鋒激烈。

　　庭審結束后，經過了兩個小時的合議，審判長和審判員們重新端坐審判席，在宣布判決結果之前，審判長對該案的背景作了說明：

　　李成錄等人利用外地人的身份，在深圳市從事違法活動，當受到查處時，成群結隊，給政府和有關執法機關施加壓力，逼使一些部門不敢管理。

　　眾被告人不把執法部門放在眼里，視被害人為無物，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門在一段時間里，也因不敢管、不想管而導致管理無能。由于被告人一些兇狠的表現，市民和一些被害單位也不得不忍讓，息事寧人。無論是上下班還是開車上街，一些無牌照摩托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逆道行駛，目無交通法規。市民們問：“政府到哪里去了？法律到哪里去了？”

　　審判長講到這里的時候，偌大的審判庭一片靜默，只有審判長義正詞嚴的追問在法庭內回蕩，在人們的心間縈回。

　　為牟暴利，結成“摩托幫”

　　摩托車拉客，是一門賺錢的營生，但也是深圳政府嚴厲禁止的行為。兩個血肉之軀，奔馳在車來車往的馬路上，要多危險有多危險。

　　風險意味著機會，機會意味著鈔票，從新疆來深圳打工的阿龍瞅準了這條發財的捷徑。他回到烏魯木齊，找到妹夫楊旭勇，兩人合計在深圳搞摩托車出租生意。郎舅倆越談越投機，越談越興奮，越談越深入。他們認為別人都敢去干的事，你也跟著去干，那不叫真本事。別人都不敢去干的事，你敢去干，那才叫真本事。最后，談到了錢的問題。“我只有十來萬。”阿龍說。“我可以幫你湊個20多萬元。”楊旭勇說。“這些錢可能不夠。”阿龍說：“你還能不能多湊點？”“最多也就25萬元吧。”“夠了。”“執照問題怎么辦呢？”“這有什么難的？”阿龍哼了一聲，笑道：“大街上到處是辦執照的，千把元就搞掂了。”計劃中的第一步，就這樣在千里之遙的邊城烏市實施了。

　　以阿龍為首的永興摩托車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興公司)非法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買馬。

　　2000年7月，在新疆首府“伊力”大酒店，阿龍和楊旭勇打出了招工的牌子：“深圳特區工作，摩托車營運，吃住全包。”招聘廣告一貼出去，應聘者就如過江之鯽，接踵而至。阿龍公司開出的條件十分誘人。摩托車租金，每天60元；兩人包一輛；每人每天只需交40元；租車時只需交1000元押金，拿不出押金錢的，可以用身份證作抵押，沒身份證的，可押戶口本。不到一天，就選中了40多號人。阿龍為何不在深圳就近招聘員工，而要舍近求遠回新疆找人呢？阿龍的邏輯是，這種非法公司，內地人膽子小干不了。

　　公司開張后，一次就從廣州訂購了50輛摩托車。運營一個月，不僅收回了全部投資，阿龍和楊旭勇還大大賺了一把。

　　摩托開道，誰擋滅誰

　　這個所謂的永興公司一成立，第一個被禍害的是深圳黃貝嶺商城及商城的保安員。

　　2000年8月14日晚，黃貝嶺商城的一個保安員忽然發現迎面走來的人很面熟。想起來是當天中午在商城內鬧事打人的那個摩托仔。保安員上去就揪住了這人的一只胳膊。

　　“你，你，你想干什么？”這個叫陳新的摩托仔一面掙扎一面高叫。保安員召喚來幾個同伴，“走，到派出所去跟你算賬。”還沒有到派出所，一路七八輛摩托車呼嘯而來，一伙手持鐵棍的人紛紛跳下車。一場血戰就這樣在深圳街頭上演了。

　　未經登記注冊的永興公司，開業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紀律嚴明”。老板阿龍得到手下的緊急報告，用對講機一呼，不到10分鐘，分散在轄區內的六七輛摩托風馳電掣般趕來。

　　發生斗毆的是摩托仔和商城保安員，而處理糾紛的則是當地公安機關。這是阿龍第一次進入警方的視線，也是阿龍為首的黑幫第一次向警方叫板。

　　阿龍糾集40多名摩托仔，先是聚集在羅湖區公安局門外，并阻止門外馬路上車輛通行，迫使警方讓對方賠償巨款。隨后，又組織馬仔圍堵黃貝嶺派出所大院，以此繼續向警方施壓。接下來，阿龍又糾集一批人開著摩托車，車頭插著長刀，在黃貝嶺商城游蕩，給商城施壓，以勒索巨款。商城迫于無奈，為息事寧人，被迫向阿龍為首的“摩托幫”“賠款”20萬元。阿龍從中分得16萬元。

　　其實，阿龍的真實姓名連他的部下也不知道。阿龍有5個名字，學名叫李成錄。他本是漢族，但還起了一個少數民族的名字：阿那佳。

　　就是這個阿那佳，令蓮花二村45棟14樓C房的房東廖文基后來在法庭作證時，兩條腿仍不住地哆嗦。阿那佳租住在他那里兩個月不交房租，而且還揮拳打傷管理處的保安。廖文基知道這些人不是善良之輩，怕鬧出什么大事來，于是，他決定讓房客搬家，并低聲下氣地承諾，兩個月房租也不要了。阿那佳從鼻子里輕蔑地哼出一聲來，說：“你叫我搬走，我就搬走呀？我們的合同還沒有到期呢!提前終止合同，你要賠償損失。”

　　“什么，賠償損失？賠多少？”

　　阿那佳吼道：“今天為了你這事，我們這些弟兄們生意都停了，你得賠7萬元!”與此同時，屋里屋外已聚上數十來個摩托仔，那是阿那佳用電話召來的手下。“談判”經歷了三四個小時，最后，經過反復討價還價，廖文基賠了4.3萬元。

　　在敲詐房東得手以后，“摩托幫”又與警方發生了一場正面沖突。

　　2000年8月26日上午，阿龍的手下駕車前往火車站。按規定，站前廣場不許摩托車載客，值勤交警歐陽金球發現這輛無牌照摩托車后，便從崗亭上下來，攔住了去路。

　　“膽子不小呀，沒牌照的摩托車也敢開？”說著，按慣例伸手就要去拔車鑰匙。沒承想他的手被人打開了。歐陽一怒之下，將鑰匙奪了過來。就是這樣的一個動作，他和一位見義勇為的出租車司機李森春頭破血流躺進了醫院。

　　一個月以后，歐陽仍憤怒難平地回憶：“我將摩托車鑰匙沒收，犯罪嫌疑人劉艷云就沖過來，一拳打在我的鼻梁上，接下來就有一伙人圍過來，對我拳打腳踢。我只有蹲下來。”當時“的士”司機李森春見狀，打開車門跳下來，一面撥開眾暴徒揮舞的拳頭、頭盔，一面叫道：“不能打警察，你們不能打，要出人命啦！”他用自己的身體護住了交警，而自己則躺在了血泊之中。

　　事后經法醫鑒定，歐陽金球輕傷偏重，營救他的“的士”司機李森春也被打成輕傷。

　　崗亭上值勤的另一位交警王曉新最先聽到一聲叫喊，扭頭一看，發現同伴正在被五六個男子圍毆。打人者中有人喊：“打死他！打死他！”一個打得最兇的，一句話都不說，一個勁兒地痛毆。他的腦袋一下子就炸了，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兇狠歹毒的人。

　　交管局口岸大隊羅湖中隊領導得到報告，火速派人前來增援。中隊副教導員姚容光帶隊趕到現場，暴徒們停止了施暴。將戰友和渾身是傷的出租車司機從血泊中扶起，姚容光不由得義憤填膺，怒火萬丈，叫道：“是誰打的？”

　　一語未了，人群中走出一個人，而且用手指挑釁性地指著自己：“是我打的！你想怎么樣？”

　　這人就是劉艷云，曾因盜竊坐了七年牢。在劉艷云挑釁警方的同時，阿龍則不斷用手提電話呼叫同伙趕來救援。

　　深圳警方第一次領教了這幫人的猖狂。當他們將受傷的戰友扶上車，欲送往醫院急救，突然發現車根本前進不了，兩個暴徒攔住警車，而另一個叫巴恰的，則拼命拍打著車窗和車門，不讓走。形勢越發復雜，上午10時至12時，這一帶交通幾乎癱瘓。最后，在趕到的武警防暴隊的協助下才平息了事態。摩托車被依法沒收，然而，威脅和麻煩也接踵而至。這天下午，羅湖口岸交警大隊一下子涌進來40多人。交警李春成走進大樓，猛吃一驚，值班室內坐滿了上午肇事的人，其中光頭仔巴恰，背后插一把刀，在值班室內走來走去。另一伙人則圍在處理違章辦公室門口，大吵大鬧，索要被扣的摩托車。

　　痛下決心鏟除黑幫

　　2000年9月13日晚7時，羅湖交警大隊在掌握了大量證據之后，終于痛下決心鏟除“摩托幫”。上百名交警和民兵悄悄在南極路一帶布下羅網，途經這里的無牌無證非法拉客的摩托車悉數落網。

　　實事求是的說，警方沒有想到這場收繳無牌照摩托車的行動會引起如此之大的阻力，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有組織的對抗。

　　5天后，巴恰在接受警方的訊問時，氣焰仍十分囂張。當時，看到警察將“摩托幫”的摩托車抬上汽車，要拉走，巴恰破口大罵并威脅說：“誰敢拖車，我就打死誰!有種的就往我身上開槍!”

　　“摩托幫”成員斯拉丁、馬馬仔跳上拖車，不讓警察拉走，并將剛裝上車的摩托車往下搬。巴恰、王建華、李文華、李永斌則在下面接。搬了3輛下來，便強行開走了。接著又來了增援的一隊保安，在公安人員的指揮下，繼續將收繳的摩托車往汽車上抬。“摩托幫”的同伙緊緊攔住，不讓往上抬。見對方人多，巴恰趕緊到旁邊小店，用公用電話撥通阿龍的手機，說車被扣了，叫他馬上帶人來向西村相助。

　　很快阿龍帶了20多個人趕來。巴恰對準一個交警，一腳踢倒在地。不一會兒，又來了很多警察，防暴隊也來了。這時，巴恰擰開了摩托車油箱蓋，手里舉著打火機，吼叫道：“你們敢拉車，我就燒了它！”

　　羅湖交警大隊、羅湖區執法局、市公安局防暴隊、數百名執法和協助執法的人員很快控制了混亂場面。

　　如果說當晚的沖突只是“摩托幫”的一次倉促應戰的話，次日圍攻羅湖交警大隊的行動，顯然經過精心策劃。

　　早上8點30分，機關剛剛上班，羅湖交警大隊的大門口就被圍得水泄不通。堵門的是昨夜車被扣車的那幫摩托仔。他們公然揚言：“若不發還所扣車輛，將讓你們上不成班，車子進不了門。”

　　另一幫摩托仔則沖到二樓，推開一間間辦公室的門，聲稱要找領導談判。羅湖交警大隊的劉副大隊長和民警馬旭輝出面接待。先是找楊旭勇談話并做了筆錄，下午又找阿龍談。

　　阿龍看了上午的談話記錄，當著民警的面，竟將筆錄刷刷兩下就撕了，然后，揚長而去。

　　阿龍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次耀武揚威的行動，實際上是他向犯罪的深淵邁進的一個個足跡。

　　羅湖公安局在立案偵查后認為，這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先后作案15起，敲房東、詐顧客、逼商城、毆交警、騙工商、砸居委會、圍攻國家機關、用暴力妨礙公務、勒索單位和他人、無證拉客、打傷無辜市民和警察多人，已經構成了妨礙公務罪、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遂向羅湖檢察院移送審查。

　　經過審查，羅湖區檢察院又追訴了四個遺漏的罪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經營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搶劫罪，于2001年9月15日向羅湖區法院提起公訴。11月15日羅湖區法院對9名被告人進行了宣判。李成錄等人一審被判處十二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徐選禮)

　　摘自：中國檢察日報2001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