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六日電題：中國制定腦死亡法十分必要

　　　——衛(wèi)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談中國腦死亡立法

　　　　　　　　　　　　　　　　　中新社記者曾利明　　

　　衛(wèi)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明確表示：中國制定腦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衛(wèi)生部組織有關專家深入討論、起草制定的符合中國國情的腦死亡診斷標準初稿已完成，目前正在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進行修改完善。

　　　這是黃潔夫日前接受一家電視臺公開采訪中透露一個重要信息，也是一九八六年以來中國醫(yī)學專家多方呼吁為腦死亡立法之后，國家衛(wèi)生部官員首次公開表示給予支持。

　　到前年底，聯合國一百八十九個成員國中已有八十個承認腦死亡的標準。因此，黃潔夫認為：腦死亡概念代表著生物醫(yī)學領域中先進文化的方向，中國必須加快腦死亡立法工作。

　　他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腦死亡診斷標準已經很明確，只是由于中國沒有腦死亡立法，醫(yī)生不能宣布病人腦死亡而已。現在中國加入了包括WTO、WHO在內的很多國際組織，經濟不斷發(fā)展，邁向小康社會，如果要在世界上成為更有影響的科技強國，制定腦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他稱，腦死亡立法是對幾千年死亡觀念的突破，同時判斷腦死亡是人命關天的事。中國有關專家在討論制定腦死亡診斷標準中，十分強調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充分體現國際腦死亡研究最新成就，使診斷標準做到科學性強、實用性強、可操作性強。

　　由于腦死亡立法對中國司法界是個新課題，又有傳統(tǒng)、宗教等影響，中國人接受新的死亡概念可能會有個過程。因此，黃潔夫強調：心跳呼吸停止和腦死亡兩種概念可以同時并存，群眾選擇死亡界定可以擇其一或兩種標準，允許有個逐步認識的過程。在轉變傳統(tǒng)觀念的同時，中華醫(yī)學會、中國醫(yī)師協(xié)會等有關部門還要做好幾方面的準備：確定腦死亡診斷標準、檢查技術規(guī)范以及管理程序。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立法。　　

　　作為一名醫(yī)生，黃潔夫教授特別指出，腦死亡不同于植物人。他說，絕大多數人在生命的盡頭首先是呼吸、心跳停止，但也有百分之五的人因腦外傷、腦腫瘤、腦血管疾病等，首先出現的是包括腦干在內的全腦不可逆的器質性損壞，這就是腦死亡。很多人將腦死亡與植物人相提并論、混為一談。其實，這是兩個不同概念。植物人腦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腦皮層受到嚴重損害或處于突然抑制狀態(tài)，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腦干反應，少數病人還有可能一朝蘇醒。但腦死亡人全腦呈現器質性的損傷，無自主呼吸，腦干反應消失，腦電波是一條又平又直的線，經顱多普勒B超顯示腦死亡。

　　他引用英國的例證說，英國曾有十六位學者對一千零三十六名臨床確診為腦死亡患者的研究報告，雖經全力搶救，但這些病人無一生還，而搶救一名腦死亡患者一天所消耗的衛(wèi)生資源十倍、甚至百倍于普通病人所需的費用。

　　確認腦死亡觀念和實施腦死亡法，可以適時地終止無效的醫(yī)療救治，減少無意義的衛(wèi)生資源消耗。“當然腦死亡立法不僅僅是為了節(jié)約資源，放棄明知無效的搶救，也是為了讓人死得尊嚴些”。

　　黃潔夫指出，在法律上承認腦死亡，還有助于推進器官移植醫(yī)學發(fā)展，使成千上萬器官終末期病人因此得到再生的機會。目前中國心、肝、腎等器官移植在臨床上已達到相當的水平，由于沒有腦死亡立法，器官供體質量不如國外，器官來源的正常程序受到影響和干擾。出于對供體來源的懷疑，中國在臨床器官移植領域的科研成績得不到國際承認，論文不能發(fā)表，同時容易招致一些敵對勢力造謠，歪曲事實進行攻擊。

　　黃潔夫說，不要誤解腦死亡立法是為了便于獲得質量好的移植器官，它更能倡導精神文明和社會進步：能把有限的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用在更有效的地方，使廣大的人民群眾受益；能更新幾千年形成的死亡觀念，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國際接軌，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還能使移植器官來源更加充分。此外，死亡還是個法律概念，科學、準確地判斷一個人的死亡時間，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他最后表示，腦死亡立法是一件嚴肅、慎重的工作。它不是衛(wèi)生部或醫(yī)生的需求，而是人民和社會進步的需求。他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國一定會加快立法程序，完成這一時代賦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