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9月2日消息：當人因腦外傷、腦腫瘤、腦血管疾病等呈現腦死亡就可認定此人死亡，這一標準完全不同于傳統觀念中的呼吸和血液循環功能的停止標準。有法學界專家認為：“生死問題”必然影響到社會道德、倫理觀念及法律制度的變化，對待“腦死亡”要謹慎。

　　據北京晨報消息，在目前法律和臨床上，人們一直以呼吸和血液循環功能的停止作為生命終止的標準，而這一觀念已滲透影響到人的觀念和社會的各項制度中。

　　中國政法大學法理學教授舒國瀅認為，如果實行了“腦死亡”，勢必對社會觀念產生很大的沖擊。首先，“腦死亡”必然在社會文化認識上產生沖擊，出現傳統意義上的死亡、法律層面的死亡和“腦死亡”產生認識沖突。其次，在社會制度方面，也影響到法律內涵的沖突。

　　舒國瀅認為，在法律方面，影響最多的是對于傷害與死亡的界限問題，如果實行“腦死亡”，對于法律中的死亡要重新界定。比如“重傷”或者“殺人未遂”而出現的“腦死亡”就可能成為“傷害致死”“殺人既遂”等。

　　此外，在家庭關系中，如果一方已被宣布“腦死亡”，雖然他的心仍在跳動，仍在呼吸，但是他的親屬就可以開始繼承他的財產，他的配偶就可以不必經過離婚手續而與他人結婚。

　　舒國瀅教授認為，在醫療方面，如果患者處于“腦死亡”后醫生就可以宣布患者死亡，以減少對醫療資源的浪費以及患者家屬的精神痛苦，還可以將仍能使用的患者器官及時進行移植，以供給其他患者。這里同樣存在風險，如果患者家屬與醫生有某種協議，就可以很容易地謀殺患者。

　　舒國瀅教授說，現在主張“腦死亡”的主張基礎不外乎以下幾種，但主要是為了“減負”。一是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減少患者家屬與社會的治療壓力。二是降低患者本人的痛苦，讓患者“死”得有尊嚴。三是更多地為社會謀利，在“腦死亡”后患者的身體器官可作為他有治療的替代器官。

　　舒國瀅認為，這些理由非常勉強，特別是為社會謀利就引出一些問題：“什么樣的生命是應該得到保護的？”“能不能以結束一個價值低的生命以維持另一個生命？”等等。

　　舒國瀅說，不能以價值來決定一個生命要不要存在。由于“死亡”對一個人來說特別重要，可能影響他對自己本身的認識；對社會而言死亡標準的變化也會產引起價值觀念、法律制度的變化，所以，在當前情況下，“腦死亡”的立法應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