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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語電影式微的今天，金馬獎一向在華語電影頒獎典禮中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何況今年又是它步入不惑的特別日子，更何況評委會又提出了“臺灣新電影20年”這個很懷舊的創意。但是，四十歲的金馬獎卻真正遭遇了中年危機，這個危機來源于入圍影片的狹窄，候選人、頒獎者更仿佛是商量好的一致缺席，而危機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卻是政治對文化的干預。

　　明星的集體缺席

　　正像頒獎禮上主持人蔡康永所說的，1982年，四個年輕人拍的一部《光陰的故事》掀開了臺灣新電影的第一幕。《小畢的故事》、《風柜來的人》、《悲情城市》、《海上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爸爸的大玩偶》……這些憂郁而泛著歲月沉渣的片名凝成了金馬獎二十年的金色日志。新當選的評委會主席侯孝賢是那個年月的發言人之一，他也雄心萬丈地期望在本屆金馬獎一挽臺灣電影的頹勢。

　　但在11月16日的頒獎禮上，我們看到了星光大道上難堪的一幕：去年的影帝影后劉燁、秦海璐找了一些什么與導演見面、劇組不放人之類的無厘頭的理由躲避頒獎；被提名的大熱門周迅、趙薇本來很興奮，卻也在臨行前放棄；已經被提名的內地影片《那時花開》又被拿了下來。是金馬獎已經完全臭大街了嗎？好像也不至于此，那問題出在哪兒了呢？

　　臺灣《自由時報》解開了這個謎團：臺灣當局對金馬獎的“重視”和“介入”直接導致了它的門庭冷落與水準下降。去年，內地演員在金馬獎大放異彩，最佳男女主角由中央戲劇學院的師兄妹一手包攬，最大的贏家《榴蓮飄飄》和《藍宇》的故事都發生在大陸，這比1996年《陽光燦爛的日子》稱雄金馬更令人震驚。臺灣當地有評論說：“這一年的金馬獎對促進兩岸的文化溝通、增進彼此的了解有不可忽略的功勞。”隨之引發的電影引進制度的松動是明顯的，臺灣人甚至可以在電影院里看到反映大陸試爆原子彈的電影《橫空出世》。

　　可惜這種局面并未持續下去，正當電影人慶賀金馬獎的視野日漸開闊之時，掌握金馬獎資金來源的“臺灣民意代表”卻提出：如果臺灣拍攝的華語片不能在金馬獎上有所斬獲，它是否還有舉辦的必要。他們認為，大陸電影正在對臺灣發出“統戰威脅”。在去年的頒獎禮結束之后，一度凍結了金馬委員會的資金，使得員工發不下來工資。

　　更令人矚目的是今年頒獎前的兩天，提供本屆一部分資金的臺灣“新聞局”和高雄“新聞處”(他們各提供了1500萬元臺幣的贊助)受到了來自臺聯“立院黨團”的壓力。他們在14日表達嚴正抗議，并揚言將提案刪除“新聞局”補助金馬獎的1500萬元預算。何以憤慨至此呢？原來是“總統”吃了閉門羹。陳水扁和“行政院長”游錫、“高雄市長”謝長廷和“新聞局長”葉國興一門心思地想出席金馬獎，在星光閃耀中重溫1995年李登輝“大駕光臨”時的風光與混亂。

　　金馬獎執行委員會主席王曉祥馬上翻出了“尚方寶劍”——《金馬獎頒獎典禮政治人物不上臺致詞或頒獎傳統之釋義》文件，并且理直氣壯地說：如果官員們到場，內地演員還怎么來呢？觀眾是想看陳水扁還是想看趙薇呢？買了轉播權的華娛電視還怎么向內地直播呢？如果真想支持臺灣電影，平時做工作就好了，不急于一時表現嘛！

　　這一下把已經一只腳踏進門口的阿扁硬生生轟了出去，“新聞局長”葉國興當天就高八度地表示：他對金馬獎執委會所謂“三不政策”，即政治人物不上臺、不頒獎、不演講，沒有意見。如果他們這么計較，不想跟當局發生關系，他可以再送給他們“兩不”：不出席，當局資金不資助。

　　負責金馬獎的電影基金會董事長王應祥反應也很快，他說，“要砍就砍”。以目前臺灣電影微薄的產量，金馬獎可以停辦，那可能是臺灣的損失，因為金馬獎頒獎典禮透過電視轉播48個地區，是很好的對外宣傳機會。

　　面對骨頭很硬的金馬獎執行委員會，“高雄市長”謝長廷只有悻悻地說：“假如主辦單位對陳水扁不敬，即使邀請他也不會出席。”在政治障礙被掃除了之后，我們卻沒有看到應有的場面。周迅說她還要拍《射雕》，趙薇要參加公益活動，剛得知提名時興沖沖的高曉松不知受到來自何方的壓力，本來獲得邀請的田壯壯也沒有成行。兩岸三地一年中罕有的一次文化交流又流產了，庸俗的港產片懶洋洋地占據著絕大多數位置。

　　兩岸交流的倒退

　　目前，兩岸三地的電影獎項有數個。臺灣最著名的是金馬獎，香港則有金像獎和金紫荊獎、電影評論協會獎，大陸的是金雞獎、百花獎和政府味道濃厚的華表獎。這些獎項要么根本就得不到民眾的認可，要么評選出一些賣出一兩個拷貝的爛片，要么衰退如金馬獎，本來是民辦而公正的，如今也受到了政治的打壓。王曉祥曾經提出三地影展合為一個的構想，集中兩岸三地的精英人物，財力資源，在中國文化的共同基礎上創造一個大市場。但以現階段的時局來看，想以這個大中華電影節抵抗好萊塢的夢想實現起來還異常艱難。

　　每一次兩岸關系的改善，都是由文化開始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以鄧麗君、《來自臺灣的潮》為代表的流行音樂和以瓊瑤、三毛為代表的暢銷文學，深刻地影響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出生的人，而他們如今已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臺灣則利用資金上的優勢，成為大陸嚴肅文藝的重要海外市場，許多學術著作和藝術創作獲得了不斷表達對中國問題見解的機會。

　　具體到金馬獎，本屆評審團主席侯孝賢，是臺灣新電影的教父級人物，除了著名的《悲情城市》之外，他在1993年的《好男好女》里講述了一個臺灣青年回大陸參加抗戰的故事，更借主人公之口說出“二.二八事件不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沖突，而是剝削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沖突”，其化解省籍情緒、重建中國概念的企圖非常明顯。而當時也正是臺灣島內統獨之爭達到高峰的重要歷史時期。

　　去年和今年的得獎熱門《榴蓮飄飄》和《香港有個好萊塢》，雖然是香港導演陳果的作品，但反映的卻都是大陸社會最底層的妓女題材，陳果避免了膚淺的批判，而是冷靜而溫情地講述了風塵女子難以一言蔽之的生活。這兩部電影和《藍宇》一樣，揭開了實際存在，但有些人不愿去正視的社會問題。

　　但在今年的政治干預下，金馬獎雖然盡力保持著獨立的選片標準，但有了大力推介臺灣本土電影的前提，于是僅有的一部臺灣片《美麗時光》的導演張作驥就木無表情地和一堆鬼片角逐，因為港片是商業的，商業就代表著安全。

　　來源：新聞周刊 作者：孟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