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7日電 最新一期的《瞭望新聞周刊》以“在勞動的旗幟下”為主題，刊發一組報道。其中一篇文章披露了記者親密接觸一批私營企業主的情況。文章說，最為敏感、尖銳的話題莫過于：在二十多年改革中形成的私營企業主究竟是社會主義建設者還是新興資產階級？

　　文章說，如果不近距離接觸私營企業主，人們很可能認為他們大都是一些“經濟動物”，滿腦子除了掙錢，大約難得再裝下什么。

　　出乎記者意料的是，在這次大范圍的調研采訪中，竟是這些私營企業主們對這場深化勞動與勞動價值理論認識的討論最為關注。盡管有的私營企業主“假裝”冷漠——如記者在溫州、深圳、順德等地就不止一處吃了“閉門羹”，有的私營企業主即便勉強接受采訪也常常說，“我們有那工夫討論那些說起來三天三夜也不會有結果的事情，還不如把這些精力踏踏實實地用到實業上去是正經”，但在深圳福田區民營企業家聯誼會的一次晚餐聚會上，記者卻親歷了這樣的情形：到會的十多個私營企業主在得知記者的身份后，略事寒暄，就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小心翼翼地向記者打聽：你們從北京來，有什么消息？這次理論創新會有多大成果？……

　　文章認為，在中國，傳統的勞動者、資本所有者、經營管理者之間的界限正在打破，隨著勞動社會化和資本社會化趨勢的發展，必將使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資本所有者。作為今天已成為資本所有者的私營企業主們，對創新、發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吻合的勞動價值理論如此關心，表明作為一個新階層，他們急欲為自己確定“身份”，也表明以往對擁有生產資料和雇工的標準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很難解釋今天中國的實際。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不從理論上解決這些屬于“生產關系”層面的基本問題，恐怕是很困難的。

　　最為敏感、尖銳的話題莫過于：在二十多年改革中形成的私營企業主究竟是社會主義建設者還是新興資產階級？文章用記者采訪所見所聞作如下深入報道：

　　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私營企業主們大都特別看重“勞動者”這個稱謂。一位私營企業主這樣對記者說：我常常想，自己現在屬于什么呢？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還是資本主義剝削者？管理、資本是不是也參與勞動價值的創造？想來想去想不明白。我們認為自己是靠勞動靠管理致富的。

　　另一位女老板談起對私營企業主究竟應該如何“定性”有些激動：我們聽黨和政府的號召，承擔了改革的陣痛，下崗創業。如今我們勤勞致富，還吸收了更多的下崗姐妹來就業，我們能不能算勞動者？

　　西安中揚電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舒良在接受采訪時，以自己的創業經歷告訴記者：“像我們這樣的人不可能成為資本家。”

　　今年55歲的舒良，原是西安電器研究所的技術人員，1984年入黨，1989年辭職下海。當時他和五、六個人一起湊了19萬元創業，搞電抗器，從垃圾堆里找材料。他說，一段時間，公司困難到賬上幾乎沒有一分錢，他們幾個創業者甚至還賣過西瓜。現在公司資產已達9000多萬元了，給國家交稅3000多萬元，產品已經比ABB、西門子、TE等國際一流公司同類產品的技術還先進。

　　舒良說，創業時的艱難由創業者承擔，公司做大后的1995年，公司就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創業者和員工各占50%的股權，我個人占9%，所有在管理崗位上干夠兩年半的員工都有權購買股份。目前2／3的職工都是公司股東，我們已創造了十幾個“百萬富翁”。

　　舒良表示，像我們這樣全民皆股的企業在西安高新區很多。以前有人說“高新區是資本家的搖籃”，實際上我的工資以前每月才2000元，剛剛提到一萬元，中層是3000～5000元，普通員工是1000～2000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成為資本家呢？

　　即便尋根究源探討最容易引起人們疑惑的私營企業的“第一桶金”問題，不少私人企業主在肯定自己是“勤勞致富”時也顯得理直氣壯。

　　在西安第一家以“私營”名稱注冊的企業——西安紫云生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3歲的董事長陳子續告訴記者，他這個5歲喪母、吃嫂子奶水長大的“窮孩子”，雖然目前正在建造投資億元的生態寫字大廈，他的“第一桶金”卻是1989年在身無分文、陷入生存危機時，靠著向信用社貸款2000元，花1900元買傳呼機，花100元在《西安晚報》做廣告代銷深圳一企業生產的透光彩裝飾材料掙來的。

　　西安亨通光華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恒說，他原是陜西省文化廳的一名干部，1993年“下海”后最先做的是廣告公司。“第一桶金”是他開著北京吉普拉著10歲的兒子滿大街跑，拉廣告客戶，一分一分積攢下來的。

　　溫州市永嘉縣人大代表、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說，溫州很多人發了財，我覺得一靠黨的富民政策，二靠我們溫州人的吃苦精神。他以自己為例說，我高中畢業就開始自己闖天下，1995年4個人湊些錢搞起了制鞋業。我們是靠勤奮、靠敢冒市場風險、靠好的管理才賺了錢的。在溫州，像我們這樣的老板，開始都是起早貪黑、沒日沒夜地干起來的，賺錢賺得很辛苦，當地有個說法，“當老板，睡地板”，實際情況真是那樣的。

　　深圳市福田區民營企業家聯誼會副會長、深圳中科智擔保股份有限公司張鍇雍博士認為，中國私營企業的“發家史”分為三個階段，1979年至1985年為第一階段，以“膽商”為主，其特征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這一批中大多數已經倒掉了；1985年至1993年是第二階段，在價格“雙軌制”的條件下，以“情商”居多，靠人情關系和“后門”掙錢，他們中至今還有一批在掙扎著，發展余地已不大；1993年至今年為第三階段，出現了一批技術型“智商”，靠智慧和信息賺錢，這個層次中現在已經騰飛了一批，如深圳華為公司、聯想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