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下發通知，決定自2010年3月1日起，逐步實行酒后駕駛違法行為與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費率聯系浮動制度。其中，飲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一次上浮的交強險費率控制在10%至15%之間，醉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一次上浮的交強險費率控制在20%至30%之間，累計上浮的費率不得超過60%。

　　毋庸置疑，酒駕醉駕是最可怕的“馬路殺手”，是社會的公害，必須重拳出擊。事實上，有關方面已打出“組合拳”——江蘇省規定，對企事業單位負責人酒后駕車的，一律納入企事業單位誠信不良記錄。公安部去年就表示，醉駕司機擬將納入刑法處罰，還將修訂酒后駕駛的認定標準，擬與銀行個人誠信體系掛鉤。這一次，將交強險費率與酒駕聯動，上浮費率，試圖用經濟杠桿來遏制酒駕發生。這些舉措，一定程度上講，都是“防患于未然”之策。

　　然而，整治醉駕，不能給交通安全法“勸酒”，更不能把交通安全法“灌醉”；不能給少數部門“謀利”，更不能讓“執法經濟”升溫。本來，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酒后駕車已有明確的處罰規定，具有“普適性”，可是，為了體現“從嚴處罰”，或為了“防患于未然”，硬是把“不誠信”記錄加在處罰之中，硬是將交強險費率“拉高”，這就有給交安法“勸酒”之嫌，讓“額外的處罰”把交安法“灌醉”；同時，讓收費部門“酒后狂歡”——上浮的交強險費率可是一筆巨款。在筆者看來，交強險費率與酒駕聯動疑似一記“醉拳”，到時，醉翁之意在于執法，還是在于“經濟”，都很難說。

　　從整治酒駕以來，相當比例的民意主張“重典治酒后駕駛”。去年7月18日，四川成都兩位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刑法，增加“飲酒、醉酒駕駛機動車罪”。“我們希望增加新的罪名，通過刑罰的威懾力，來教育飲酒、醉酒駕駛的人，使他們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一定不要忘記尊重他人的生命。”對此建議，褒貶不一。贊成者認同“嚴刑峻法”；反對者認為，法律是以教育為目的的，如果酒后駕駛應判刑的話，似乎變成了法律以懲罰為目的。

　　整治酒駕醉駕是“必需的”。要么，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甚至可以考慮修改刑法，以增加處罰力度；要么，只能嚴格依據現行的法律法規進行處罰。這應該是法治社會的準則。在立法或者修訂法律上，法律的理性要充分體現出來，也就是說，法律要處于“清醒”狀態。開門立法，在修訂有關法律法規上，開門征求意見。通過充分的民意渠道，征集立法或修訂有關法律法規的“金點子”。立法或修訂法律，不妨先喝了民意民智的“雞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