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前，國務院批轉九部委《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若干意見》，要求對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等六大行業產能過剩或重復建設進行嚴格限制。國務院還警告：電解鋁、造船、大豆壓榨等行業產能過剩矛盾也十分突出。這里面沒有汽車工業的事。

　　但是有關部門挖空心思要把汽車工業塞進產能過剩的黑名單。就在9月初，國家發改委再次發出汽車工業未來可能出現產能過剩的警告。其實同樣的話從2001年就開始說了，但是汽車市場從當初的200萬輛迅速增長到今年的1200多萬輛，面對這樣火的市場，很多產品供貨不足，不能當時提車，需要消費者耐心等待。

　　根據發改委對汽車產能的調查結果，今年的產能利用率比較合理，接近80%，處于正常值區間。既然是這樣，為什么還要告警產能過剩呢？有人認為今年汽車市場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效應的結果。隨著政策效應的遞減和社會環境壓力的加大，今后幾年可能面臨市場增長趨緩的局面。既然政策調整這么有效，恰恰說明長期以來我們的汽車稅費“水平”太高了。汽車稅費設置的初衷，是為了抑制汽車消費，上海的牌照費就是極端的例子，所以所謂的產能過剩，不過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大量潛在需求由于政策的原因沒有轉化為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產能相對過剩恰恰是市場競爭的基礎，特別是在一個高速發展的汽車市場，產能的增長應該先于市場的增長，否則就永遠被動。

　　最近吳敬璉先生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經濟60年》，其中談到“2003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出現了過熱現象，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中國政府決定采取措施促使經濟降溫。宏觀經濟是一個總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發生了宏觀經濟過熱，即需求總量大大超過總供給的情況下，就應該按照市場經濟的常規，以匯率、存款、準備金等間接手段為主，進行總量控制，行政手段只能是輔助性的，而且在應用這種手段時，對它的局限性和副作用要有充分估計”。但是，當時“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和控制，大大強化了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阿克頓勛爵說：‘權力易于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絕對地腐敗。’原因是行政權力的擴張會導致尋租活動的擴大”。

　　有關部門負責人說，8月底，國務院出臺的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意見中雖然沒有出現汽車產業，但是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幾位部長都提出要高度重視汽車產業可能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到了2010年、2013年，汽車行業規劃產能將大大高于汽車市場的需求。如不及時加以調控和引導，未來幾年汽車行業產能利用率將出現下滑態勢，產能利用率有可能低于70%，出現產能過剩的局面。其實多少年來，有關部門控制汽車產能過剩連程咬金三板斧都沒有，只有一招：提高審批門檻。汽車產業審批門檻越抬越高，而汽車產能過剩的危機也越來越嚴重，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