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規定，兩重風波。

　　日前新提交審議的《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草案中原本有規定“醉酒駕車肇事終身禁駕”的條款，最終卻被刪除，再次引發社會熱議，還招來許多“板磚”。

　　對于條例的退縮，眾說紛紜。不過我倒愿意相信這是法治意識的體現：下位法不得違反上位法。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對“終身禁駕”的處罰有兩個構成要素：即發生交通事故和逃逸，兩者缺一不可。南京之前草案的規定，顯然擴大了“終身禁駕”的范圍，于法無據。

　　當然，我們并不能因此停止對“終身禁駕”的追問。“張明寶事件”發生不久，這一規定就趕上公開征集意見，無論草案的擬定者還是支持者，恐怕都對醉駕猛于虎、法律太溫柔感到不滿。統計也表明，“醉駕奪命”的車禍占了我國車禍死亡總人數的70%以上。

　　這種不滿的情緒，還在一定范圍內引發了“重刑主義”的思潮。不妨設想，如果現在法律規定：醉酒駕車肇事一律處以死刑，估計也會有不少人贊成，但這顯然不大合理，盡管這樣的規定威懾力更大。如此極端的假設，是緣于目前法律對酒后駕車處罰過輕這一現實：

　　比如罰款，一般200元、最高不超過2000元的罰款，對許多人來說，不過九牛一毛；只要沒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就不用承擔刑事責任，這樣的規定，顯然助長了許多人的僥幸心理。

　　與法律的“寬容”相比，執法更值得檢討。拿醉駕致人死亡來說，執法自由裁量過于寬泛，同樣是致死，有的判死刑，有的判7年，有的判3年……人們對嚴厲、統一的立法有強烈訴求，不能不說是出于對現實無力掌控的無奈。

　　此外，對日常的酒后駕車，執法方式也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醉酒可以變為飲酒，飲酒可以變為沒喝。這樣的執法，不僅軟化了本就不嚴的法律，也助長了酒后駕車風氣。南京的張明寶，3年違法80多次，恐怕不能說與此無關。

　　公允地說，這些年來有關部門并非無所作為，比如，一些地方對酒后駕車的“連坐式”處罰，或集中進行整治，公安部出臺了“酒后駕車一次扣12分”新規。這樣的規定和行動，如何保持常態化，如何落到實處，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則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無論是立法，還是執法，都是在培養一種守法的公民文化。在這個意義上，盡管“醉酒駕車肇事終身禁駕”規定取消了，但是如果能把對這一事件的關注，轉化為立法和執法的壓力，并由此培養守法的社會意識，那么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