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兩會，公車改革又一次成為熱點議題。從民革中央“建立剛性財政預算約束下的公車管理體系”，到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的“葉氏車改”，一些較具建設性的公車改革方案受到重點關注。事實上，中央對公車改革的態度已十分明確。兩會前，溫家寶總理就表示，要加快公務接待、公車使用等制度改革，針對控制政府“三公”消費，他與網友交流時鄭重承諾，“應該管得住，必須管得住”。

　　溫總理提出的“治理三公消費”最根本的兩條要求，其實正中公車濫用頑疾的要害：第一條就是公開透明，讓任何一項行政性支出都進入預算，而且要公開讓群眾知道，接受群眾監督；第二條就是民主監督。他認為，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費出國其實也關系到整個反腐敗。

　　《瞭望》周刊公布的一份數據顯示，目前，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為200多萬輛，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1500億元~2000億元(不包括醫院、學校、國企、軍隊以及超編配車)，每年公務用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為20%以上。這份數據隨后遭到部分媒體質疑，聲稱其嚴重縮水。

　　兩會期間，民革中央的一份公車改革提案，也被網友批評為“對政策了解不足”。因為其“取消廳局級以下官員的專車，改為公務用車”的建議，早在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及各省區市公車管理政策中有所體現。

　　以北京市為例，領導干部工作用車配備標準為，副市長級以上現職和離退休干部按每人一輛配備；副局級以上單位的領導干部，原則上按2人至3人配備一輛，不足3人的可按3人計算，而機關公務用車配備標準則更為嚴格，按現有在編人員計算，根據不同級別，最少10人、最多30人配備業務用車一輛，由機關調度使用。

　　如果按照各省區市的公車配備標準，能夠使用專車的領導干部并不多，也就不會出現當前公車改革的棘手問題。但在不少地區，違章用車現象層出不窮，政策已成一紙空文。有的地方縣市，連科級干部都有奧迪A6級別的專車，當地群眾亦是見怪不怪。

　　在一些地區，公車私用已成為衡量官員權力的標志，并被貼上“合法化”的標簽。一個頗具諷刺意義的例子是，成都市曾決定為所有公務車貼上標簽，亮明身份，讓其接受公眾監督，但試行后，一些私家車主也爭相為自己的車貼上公車標簽。政府的原意是好的，但帶來的效果卻是讓人啼笑皆非的，公車標簽不但沒有起到監督作用，反而成為一種身份的炫耀。

　　不久前，安徽省績溪縣警車撞人案，引起了媒體的強烈關注，這一起兩死一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觸因就是被人長期詬病的“公車私用”。當其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并被人們麻木視之的時候，其引發的社會負面作用就更加明顯。

　　有業內人士認為，公車改革一直都是官員坐在官車上思考，難免會“屁股指揮腦袋”，很少有民意做參謀。由于缺少公眾監督和嚴格審核，各地車改無一不是陷入“自肥”狀態，曾經一度被認為符合行政文明大方向的“貨幣化改革”，也因為“干部取消用車補助七八萬元”等事件的曝光，而成為笑談。

　　“公車不公用，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公車接送孩子上學造成學校門口大塞車以及婚喪嫁娶公車成龍的現象屢見不鮮。公務轎車運輸成本是社會轎車4倍以上，特別是有的部門和人員還采取虛開加油、維修發票等手段，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嚴重，極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監察局副局長杜黎明針對公車濫用現象如此表示。

　　據統計，每輛公車年消費額平均為8萬~10萬元，社會轎車每萬公里運輸成本是0.82萬元，而黨政機關單位公務轎車則高達3萬元以上，運行成本普遍偏高。與此同時，機關單位公車使用效率僅為社會運營車輛的1／5~1／6，但運行成本卻是后者的5~6倍。

　　中國對公車改革的呼吁與嘗試，斷斷續續超過15年。這15年來，公車濫用現象不但沒有被遏制，反而成愈演愈烈之勢，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各單位的自訂方案都不會向自身利益開刀，因此很難做到藥到病除。有業內人士建議，針對公車改革，理應由全國人大制定方案，頒布嚴禁公車私用的實施細則，由各地嚴格執行，領導干部違反規定一經發現，一律受到紀律處分。正如葉青代表所說，不論結果如何，“免職”加“沒收”總是可以起到限用的目的。(記者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