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從輕處理不能突破底線”

　　5月7日，張亞林法官宣布了本案判決結果:被告人林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沒有適用緩刑?!”這讓旁聽者和被告人一方有些詫異。

　　張亞林介紹，林某在單次交通事故中有四個嚴重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包括醉酒駕駛、闖紅燈、遮擋后牌、逃逸。在考慮量刑時，這四個因素中，最關鍵的是醉駕和逃逸。“逃逸作為確定量刑區間的因素已經予以考慮了，所以在三年至七年的量刑幅度內僅考慮的是醉酒駕駛、闖紅燈、遮擋后牌三個情節。”張亞林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相關指導意見和典型案例，公安部也下發了嚴查酒后駕駛的通知，這是確定本案量刑幅度的重要參考。”同時，依據北京市高級法院的通知精神，出于對肇事者犯罪情節與人身危險性的考量，對逃逸的司機一般不適用緩刑。

　　至于林某支付的202萬元賠償對于量刑的影響，張亞林坦言，已經考慮了賠償數額超過一般標準這一因素，但超額賠償并不是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最重要因素。“只要積極賠償，得到了被害人的諒解，法官在量刑上都是要考慮從輕的。”

　　死去的人已經走了，活著的人還要繼續生活。被告人坐五年牢抑或是更長時間的牢，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實際影響有多大?張亞林認為:“超額賠償對于失去壯年勞動力的家庭來說，能夠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實際問題，我們要鼓勵積極賠償行為，從輕處理也是充分考慮了本案的社會效果。但是，從輕處理不能突破底線，不是賠得多，就判得輕，就能適用緩刑。”

　　專家:和解不能犧牲法律權威

　　據此，有人擔心，如此高昂的賠償金都無法換來緩刑的話，那么，以后還會有人愿意多賠嗎?

　　也有人擔心，若是超額賠償即可換來從輕處理，甚至可免除牢獄之災，那么，那些有心賠償卻無力支付、而被判實刑的肇事者會感到公平嗎?社會大眾如何看待變通之下的司法公正?鼓勵積極賠償，會不會給有錢人支起保護傘?

　　全國檢察理論研究人才、南京市建鄴區檢察院檢察官李勇在法律博客中寫道:富裕犯罪人可能因刑事和解而免除牢獄之災，貧窮犯罪人因無力賠償而遭受牢獄之苦，這種不平等性在中國目前貧富差距較大的情況下，表現更為突出。司法實踐則走得更遠，有的地方形成這樣一種慣例:交通肇事案件以及輕傷害案件，只要滿足了被害方的賠償要求，一律不批準逮捕，或相對不起訴，或適用緩刑;只要賠償不到位，一律逮捕并判處監禁刑。平等性是任何一項法律制度的生命力所在，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改善，損害的將是刑法的權威，直接動搖刑事和解的根基。

　　“嚴格以現行有效的法律為限適用刑事和解，可能降低刑事和解的成功率，減少被害人獲得賠償的數額，甚至降低其獲得賠償的可能性。”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北京市延慶縣檢察院掛職副檢察長易延友認為，“即便是這樣，在一個真正追求法治和正義的社會，被害人的補償問題可以由國家來解決，但不能為了所謂‘和解’而以犧牲法律權威和社會正義為代價。”他強調，在現代社會，犯罪并不僅僅被認為是私人的事情;相反，任何犯罪同時都是對現行社會秩序的一種侵犯。因此，被害人固然是犯罪的直接受害者，整個社會也會因犯罪行為而受損，這也是為什么犯罪行為主要由國家公訴，甚至在有些國家完全由國家壟斷起訴的原因。由此出發，被害人固然可以決定其本人是否應當對被告人給予寬恕，但是否和解不能完全以被害人的意志為依據。對于公訴案件，只有司法機關才能代表國家、代表社會決定被告人是否應當遭受刑罰以及應當施加何種刑罰。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在研討會上舉了一個例子，某地中院的一名法官審理的案件中的兩名被告人都是身背嚴重犯罪，按法律規定，兩人都得判死刑，但其中一個被告人的家屬愿意拿出14萬元賠償被告人，請求適用死緩;另外一個被告人拿不出錢。法官面臨兩難選擇，如果接受前一個被告人的請求，則意味著有錢的被告人可適用死緩，沒錢的被告人被判處死刑。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接受的話，被告人家屬不愿意拿出錢，被害人一分錢也拿不到，社會效果也不好，所以法官非常為難。“這也說明我們在刑事和解當中面臨一種新的情況。像這種情況，我個人認為，應進行國家補償。”

　　陳興良說，前幾年，實行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在國外非常流行，這種補償本身有助于化解矛盾，解決貧富不均可能帶來的量刑上的不平等。“我們在建構一種制度的時候，要有配套措施，若是沒有配套措施，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會產生不好的效果。要慢慢完善我們的制度。”

　　制度完善任重道遠。略感安慰的是，本案的社會效果似乎不錯，被害人的生活漸漸平靜，宣判時并未到庭;被告人林某走出法庭時，抬頭望著法官張亞林，輕聲說“謝謝”。(見習記者高鑫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