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國慶五十周年系列專版》之六

五十六個民族 五十六朵花

中華民族大家庭 同在藍天下

作者： 潘旭臨

文之一 五十六個民族攜手邁入新世紀

李德洙 （國家民委主任）

在人類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五十六個民族的中華兒女迎來了祖國母親的五十華誕。

回顧五十年前部分少數民族的歷史，那是一幅怎樣令人心酸的畫面：極端落后的社會形態，刀耕火種的原始經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毫無保障的采集、漁獵生產方式……

新中國成立后，徹底廢除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民族壓迫制度，實行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徹底消除了各民族社會中存在的原始公社制的殘余和奴隸制、封建農奴制和封建地主制等各種落后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許多少數民族一躍跨千年。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國家。至一九九八年，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已有四十四個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共建立了五個自治區、三十個自治州、一百二十一個自治縣（旗）。此外，各民族還建立一千二百多個民族鄉，作為民族區域自治區的重要補充。幾十年來，中國少數民族干部隊伍迅速成長起來，已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萬人發展到一九九八年的約二百七十萬，充分體現了少數民族當家做主的權利。

五十年來，中國始終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始終重視采取特殊措施推動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使民族地區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基礎設施建設有了發展，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初步形成，農牧業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糧食、油料以及畜產品大幅度增長。一九九八年，民族自治地方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六千六百多億元人民幣。廣大農牧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人均純收入達到一千六百多元，累計有兩千多萬少數民族貧困人口越過溫飽，邁向小康。

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引起了世界其他多民族國家的關注，也為他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這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文之二 四十萬少數民族同胞聚京華

北京是中國唯一居住著中華民族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城市，少數民族人口約有四十萬。北京的少數民族這么全，有其歷史原因。首先北京曾是清朝國都，滿族自然會有相當比例。清朝的民族和解政策，又使得這里有許多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人居住。

到了一九四九年，北京再次成為首都，再次成為各民族匯集的中心。國家權力中心不能沒有少數民族的代表。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中，人大副委員長中有布赫（蒙古族）、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鐵木爾·達瓦買提（維吾爾族）、成克杰（壯族），國務委員中有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政協副主席中有阿沛·阿旺晉美（藏族）。

許多年來，擔任高層領導人的先后有包爾漢（維吾爾族）、賽福鼎（維吾爾族）、韋國清（壯族）、甘苦（壯族）、汪鋒（回族）、楊靜仁（回族）。現在北京任高官的還有國家民委主任李德洙（朝鮮族），民政部部長多吉才讓（藏族）等，還有許多人擔任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之職。

在北京，少數民族聚集地有幾處，最多的當數中國民族大學、民族歌舞團，還有國家民委以及各地少數民族駐京辦事處和民族研究所。一些宗教場所如牛街的清真寺、雍和宮也是回族和藏族的聚集地。

在北京的少數民族中，有許多人是一方泰斗，如已故大作家老舍（滿族）、中國書法第一人啟功（滿族）、大歷史家翦伯贊（維吾爾族）等。

文之三 格勒－－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藏族博士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所副所長格勒，創下了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兩個第一：

中國培養的第一個藏族博士；

中國培養的第一個文化人類學博士。

四十四歲的格勒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昔色村。一九六四年，這位在中學連年被評為三好生、享受甲等獎學金的年輕人實現了他上大學的理想－－進入西南民族學院中文系。隨后，在全國十八名考生的激烈競爭中，他脫穎而出，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并完成了自己第一部專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一九八二年，中山大學招收文化人類學專業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消息，又使這位矢志不渝求學的年輕人成了該校人類學系教授梁釗韜的門生。

一九八一年，他的碩士論文《從游牧部落社會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成為當時國內唯一一篇研究游牧民族的論文。

一九八六年他在廣州中山大學宣讀博士論文《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系》時，第一次提出了藏族是個多元化的民族，其文化也是多樣一體化的觀點，并以充實的材料，嚴謹提出西藏高原也是原始人類故鄉的假設。

八十年代，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比較系統地記錄和介紹藏北地區社會歷史的科學調查研究報告－－《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區社會歷史調查》。

江澤民總書記親自向他頒發了“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獎勵證書。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國務院為了表彰格勒為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做出的突出貢獻，發給他“政府特殊津貼”。

文之四 三個少數民族的新生

在內蒙古自治區，有鄂倫春、達斡爾、鄂溫克三個少數民族自治旗。這三個自治民族，都是從原始社會末期跨越幾個時代直接進入現代社會。

鄂倫春族：生產方式的三飛躍

五十年代以前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的鄂倫春族，世代在深山密林中繁衍生息，從事單一的狩獵生產。新中國成立以來，鄂倫春族出現了三次大飛躍：

一九五一年，鄂倫春自治旗成立后，鄂倫春人告別了游獵生活，開始定居生活。國家幫助他們建立起獵鄉小學，學生費用全部由政府支付，獵民享受免費醫療待遇，這是第一次飛躍；一九八八年之后，自治旗提出“改變傳統生產方式，發展多種經營”的思路，使生產方式發生第二次飛躍；去年初，鄂倫春族徹底告別了狩獵，完成了第三次飛躍。

今天，大多數鄂倫春族獵民已掌握了農業生產的多種技能，鄂倫春族獵民人均收入達到一千七百三十六元。比禁獵前的一九九五年增加六百元人民幣。

達斡爾族：黑土地上奔“小康”

在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中，達斡爾人較早結束游牧獵生活開始農業生產。今天，在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農業是二萬多達斡爾人的主要生產方式，只是所包含的內容已非昔日的“刀耕火種”。

依靠國家救濟糧款長大的達斡爾族農民杜立祥，如今已成為內蒙古嫩江邊赫赫有名的種糧大戶。十年里他購置農機三十多臺，開墾荒地近萬畝，一九九六年產糧八十二萬公斤，總收入達到一百五十萬元。

鄂溫克族：靠養馴鹿來致富

鄂溫克族是中國北方古老民族之一。鄂溫克族中的雅庫特部落，長期生活在大興安嶺密林深處，是中國唯一放養野生馴鹿的民族。

進入八十年代，鄂溫克獵民的市場觀念日益增強，他們興辦起馴鹿飼養場，開始了鹿茸生產和加工業，使昔日的“林海之舟”成為鄂倫春獵民致富的搖錢樹。近年來，他們依靠承包責任制和科學的飼養、繁殖方法，使馴鹿頭數從原來的五百頭增加到一千多頭。并從俄羅斯引進馴鹿改良品種，一九九六年產鹿茸八百多公斤，獲利潤三十萬元，比十年前增長六倍多，全鄉獵民人均收入增加到三千多元。

文之五 中國五大民族自治區人民生活五十年巨變

西藏：城鄉生活講質量

拉薩及西藏各地城鎮農貿市場上，蔬菜、瓜果、肉、酥油擺滿貨臺，商店里日用工業品及家用電器等高檔商品琳瑯滿目，市場購銷兩旺。這是改革開放后西藏人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重要標志之一。

西藏自治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去年達到八百八十五元，農牧民家庭已擁有數量可觀的生產資料，平均每戶擁有生產性固定資產價值八千元。目前，農牧民的人均消費水平達到六百元，比一九九０年提高三成。收錄機、自行車、縫紉機等大量涌入農牧民家庭，部分農牧民家庭已擁有彩色電視機、汽車、摩托車等。

新疆：農牧民溫飽有余

隨著棉花、石油等支柱產業迅速崛起和工農業經濟全面發展，近年新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較快。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繼去年突破千元之后，今年上半年又有較大幅度增長，達到六百四十八元。

在天山南北的廣袤牧區，一個又一個村莊從草原上出現，一半以上的游牧民定居安營扎寨，結束了祖祖輩輩逐水草而居、四季漂泊遷徒的方式。二十年前在新疆還隨處可見的無墻無窗的“地窩子”現在幾近絕跡。一半以上的新疆農牧民寬敞明亮的居室里擺上了電視機、收錄機、電風扇、洗衣機、電冰箱，摩托車、汽車、電話也紛紛走進農家。

內蒙古：牧民求知求美求樂

伴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內蒙古草原上的蒙古、達斡爾、鄂倫春等各少數民族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求知、求美、求樂已成為千萬牧民的新追求。

牧民在加快致富步伐的同時，變單純追求物質享受向求知、求美、求樂發展，草原各地牧民建起了讀書、體育、文化娛樂設施三配套的嘎查（村）文化站和牧民文化戶三萬多個。每個文化站訂有報刊雜志五十余種，藏書三千多冊，建有讀書室、電影放映室、文藝活動室和網球、排球、籃球場等。牧民文化戶家家都訂有五種以上報刊，備有五種體育器材，四件以上的常用樂器，藏書在三百冊左右，并建有尊老愛幼、鄰里和睦、遵紀守法守則，經常開展家庭讀書、歌詠、體育競賽活動。

寧夏：衣食住行大變樣

改革開放使寧夏城鄉回漢各民族人民生活出現歷史性變化。全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過上了溫飽有余的生活，貧困人口集中的西海固地區今年農業比去年增長一倍。

收入的增加帶來了消費結構大變化。在農村，食品消費在吃飽的基礎上向吃好轉化；城鎮居民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轉變，過去大多數人逢年過節才能吃到的雞鴨魚蛋如今成為家庭中的普通食品，鮮菜、瓜果的消費量也成倍增加。“土布羊皮大褲檔，粗針大線不成樣”的著裝已成歷史，如今，廣、深、滬新潮時裝上市一星期就“流”到了寧夏各地的市場、街頭。

廣西：家電入戶尋常事

“壯鄉摩托多”。近百萬城市人口的南寧市，摩托車擁有量已達十二萬輛，加上附近農村進城摩托車的匯入，使南寧到處都是奔騰不息的摩托車流，成了這座城市的一道“風景線”。

摩托車的大量涌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廣西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據統計，廣西城鎮人均生活費收入達四千二百八十九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一千四百四十六元。今日廣西，家用電器進入百姓家正成為平常事。全區縣縣通光纜，實現了電話交換數字程控化。

班禪轉世，一直被認為是藏傳佛教的盛事，也是西藏社會生活中的大事，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繼元代對大活佛實行冊封制度之后，明、清又逐步將大活佛轉世納入中央政府管轄和國家典章法制范圍之內。

清政府為體現中央權威、維護國家統一，杜絕在轉世過程營私舞弊，建立起以金瓶掣簽為中心環節的較為完整的制度。這一制度自一七九二年頒布執行以來，為歷代中央政府所堅持，為藏傳佛教界所擁護，成為不可更逾的歷史定律。乾隆皇帝一七九二年頒賜的金瓶，二百年來共認定了轉世活佛七十六位，不僅凈化了宗教儀軌，還保障了活佛轉世的正常進行，對于西藏地區的社會穩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十一世班禪的金瓶掣簽儀式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在西藏的大召寺舉行。在眾目睽睽之下，嚴格按照金瓶掣簽的宗教禮儀和規定進行之后，年僅六歲的堅贊諾布中簽，成為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