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熱議歐債危機 謹防歐元區危機“隔山打牛”

　　歐元區16國的經濟景氣指數5月份降至98.4%，消費信心指數降至-18%，4月零售額同比下降1.5%，失業率升至10.1%，創歐元誕生以來的新高，歐洲經濟目前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甚至是“二次探底”的風險。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最近的一次論壇上，歐洲債務危機是否會引發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中國經濟是否會受影響、刺激政策會否二次抬頭、中國地方債是否有希臘債務危機的危險成為經濟學家們關注的話題。

　　歐債危機不會“崩盤”？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張永軍認為，歐洲債務危機導致復蘇放緩有幾方面原因：財政負擔加重之后，收縮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是負面的，而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會使貨幣供應量下降，非金融部門由于情況較差，得不到貸款，融資出現問題。此外，政府融資緩慢但量大，利率提高帶動非政府部門融資成本提高、難度加大，西班牙馬德里債券市場、希臘債券市場、德國債券市場同時出現這種情況，最終造成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中間交易成本會增加，貿易投資活動不太活躍。

　　但他認為希臘危機不會造成美國次貸危機那樣的后果，因為美國危機前夜隔夜拆借利率從正常的2%急升至6%，市場資金異常緊張，這是危機爆發的前兆。而目前歐洲隔夜拆借利率只是從0.2%提至0.6%。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美國所有存款性金融機構連上交準備金的錢都沒有，而歐洲不是這樣。

　　“有人把金融形容為經濟的血液，循環的鏈條如果不是繃得很緊，就不存在突然斷裂的情況，就不會發生山洪暴發的情況，即使對經濟有影響也不會那么急促。”他說。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前，美、歐、日的先行經濟指標都在下降，人們能夠判斷全球經濟下滑和出現衰退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現在歐洲除了德、法、荷經濟恢復得不錯，意、西、葡今年一季度也都恢復了增長。實際上，除了債務比較嚴重的少數國家，歐元區整體經濟先行指數一直呈回升狀況，歐元貶值之后對歐元區的出口也有積極影響。德國IFO研究所5月調查顯示，歐洲經濟沒有明顯的衰退，只是良好預期稍微放緩。

　　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對歐洲經濟前景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雖然希臘僅占整個歐盟GDP3%，貿易總額占2%左右，但希臘處于歐元板塊，歐元的杠桿效應會放大危機，影響可能遠超前幾次金融危機。如果僅從“歐豬五國”占整個世界貿易和GDP的比重以及在歐元區的地位來簡單分析是錯誤的。

　　劉元春表示，依賴于歐元體系的歐盟，在與以美元為體系的美國經濟較量中出現問題，這是危機前、危機后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劇烈振蕩的原因。歐元啟動，當時學術界提出內生貨幣理論，認為可以把外生條件不符合最優貨幣區的區域納入，按照統一的貨幣，相對統一的財經紀律，使區域分工、資本流動、要素流動能夠出現整合。而這次危機是對內生性最優貨幣理論的巨大沖擊，從這個角度看，歐債危機對中國未來如何走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是一個重要的鏡鑒。

　　劉元春認為，必須動態地看目前的主權債務危機發展狀況。現在希臘總債務率是 115.1%，意大利115.8%，德國72.5%，法國72.4%，現在應關注下一步的債務增長狀況會否更為迅猛。按照IMF的測算和中國人民大學所做測算，到2015年，所有發達國家的債務率可能達到91%，歐元區主要國家的債務增長率會比“歐豬五國”的增長率還要快。

　　劉元春表示，未來債務危機的路徑不是線性的，歐洲目前出現問題的區域中長期經濟狀況并不樂觀，一方面失去了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又成為短期資本流動速度比較快的目標國。

　　另一方面，劉元春認為，“隔山打牛”效應也很厲害，匯率變化和金融動蕩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有強烈的滯后期，一般為6個月到一年的時間。“美國第二大房地產抵押公司破產是2007年4月份，貝爾斯登破產是2008年初期；中美貿易惡化是2008年10月份，而開始出現苗頭是在當年5月份。”他說。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主權債務危機引發銀行債務問題，也會使歐洲對外圍國家的投資發生巨大變化，包括對落后國家的援助，例如對中國的碳排放機制資金到位會有影響。他認為，未來歐洲債務調整非常嚴峻，問題比短期金融波動更深遠。

　　中國地方債務要從歐債危機中找教訓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認為，在全球經濟高依存度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現在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狀況使得決策層面臨兩難選擇，如果外部經濟出現“二次探底”，將對中國經濟回升形成很明顯的下拉力量。

　　他認為，我們必須在總體政策框架不變的情況下掌握好不同政策工具實施的方向和力度。

　　另一方面，賈康認為歐債危機應讓中國有危機感，尤其是中國地方債務要從歐債危機中找教訓。

　　目前，歐盟成員國平均赤字率上升到6%以上，公共余額占GDP的比重平均數上升到85%以上，遠超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的赤字率和60%的負債率。賈康認為，目前歐盟處于控制線、警戒線失靈的情況，即使歐盟挺過這次危機，以后歐盟以共同體的形式繼續發展經濟仍將面臨這樣的問題。

　　賈康表示，雖然主權債務更多地是指外部負債，歐盟為公債劃了一個余額不超出60%的警戒線，但在市場化比較高的經濟中，內債和外債有密切的互動關系，外債出了麻煩，內債也不好過。

　　但多高的比率是警戒線不容易判斷，各經濟體的情況并不相同。例如美國赤字率接近10%，債務率接近100%，但是沒有人對美國提出嚴重的警告，因為美元是全球硬通貨，作為特殊的世界霸權貨幣，美國承受風險的狀況跟別的國家完全不同，不需要壓縮財政和推行私有化。同樣，日本公共余額債務占GDP的比重一直非常高，在120%左右，有時候接近130%、140%，現在接近200%。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進入了相對低迷期，但是沒有人認為日本經濟要崩盤。有人認為日本經濟有大量海外資產，換算成GNP形式的現金流支持經濟進展很有力量，可能跟美國的經濟總量不相上下。

　　中國的赤字率在赤字大幅提升的情況下始終控制在3%之下，暗合歐盟的警戒線。今年中國政府提出1.05萬億元的赤字，絕對數再創新高，但是相對數按現在測算仍然是2.8%左右。但賈康認為，風險仍不容忽視。據高盛測算目前國債占GDP6%，按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所說，中國尚有7.38萬億地方政府隱性負債，這兩部分合起來中國公共部門債務余額相當于年度GDP的50%。

　　賈康分析，中國外債較少，其中商業性短期債比重也不多。但地方債如果不加以規范可能會造成公共風險。在不透明情況下這些債務在某些地區集聚，導火索可能觸發局部危機，使某地資金鏈斷裂，中央財政救火的社會代價高。

　　“中國改革開放時間剛剛30年，這么短時間內公債指標從很低的水平上升到50%左右，還是值得警醒。”賈康表示。本報記者 季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