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難”助漲工資 企業呼喚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記者7月中旬在勞動密集型企業最為密集的珠三角一帶調研了解到，受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招工難”等因素影響，今年以來，當地工人平均工資普遍上漲20%。

　　珠三角一些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從長期來看，工資上漲是必然趨勢，但是最低工資標準一下子大幅上調，使得企業勞動力成本短期內大幅提高，加大經營壓力。因此，希望能夠盡快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合理控制工資上調節奏。

　　工人似乎“人間蒸發”

　　今年年初，當珠三角、長三角的企業主第一次面對面交流時，他們最大的疑問是“工人都去哪里了？”原本，珠三角企業主將員工流失的原因歸結為員工北上打工，而長三角企業主則以為工人南下發展，但當其碰面后才發現，工人仿似“人間蒸發”。

　　“招工難”自年初就已嶄露頭角。春節過后，東莞一帶的企業很快就面臨這一難題。

　　嘉順針織廠是一家香港獨資企業，與當地其他家紡類企業一樣，招工成了年初最令人頭痛的問題。針織廠副總經理林小寧對記者說，“今年開年時，我們本來很樂觀的，但突然發現很多工人憑空消失了。”

　　更有趣的是，3月份，嘉順針織廠的高層去杭州、浙江等地調研，原本以為工人都轉移到江浙一帶的他們卻突然發現，當地也出現了“用工荒”。江浙的企業主們也很疑惑地說，工人不是都跑到東莞去了嗎？

　　勞動密集型企業最為密集的長三角、珠三角企業主恍然發現，工人就這樣“人間蒸發”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還未最終明朗，提高最低工資已經在各地逐步展開。“漲薪”、“收入分配改革”這些頻現網絡、報端的字眼讓工人有了更多的期待。林小寧說，媒體鋪天蓋地對“民工荒”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一些民工不現實的期待。

　　“當時哪里都缺人，南方缺、北方缺，到處都缺人，而且并不是某個行業缺人。”林小寧說。年初“招工難”的局面直接引發了企業趕在當地調高最低工資標準之前，就開始進行自主漲薪。

　　未雨綢繆，成為有經驗的企業主必須做的“功課”。據林小寧介紹，年初的時候為了避免招不到人，企業也在開工前就出了很多安撫的政策，包括上調工資和改善福利等。

　　深圳市冠鋒科技有限公司人事部主任曾曉慶在春節放假前就對工人說，希望他們年后可以介紹老鄉、朋友到廠里來工作，這一做法也收到了成效，冠鋒科技躲過了3月份的“民工荒”，盡管如此，其實際工資還是上調了10%。

　　“招工難”助推工資上漲

　　時至今日，年初的“招工難”并未得到緩解，伴隨而來的是企業無休止的大規模招聘和一輪又一輪的自發漲薪。

　　“中國制造看廣東，廣東制造看東莞。”率先承接世界產業轉移、坐擁眾多國內外知名品牌的東莞市，對“世界工廠”之譽當之無愧。而今，東莞也正面臨人力短缺的困境。

　　穿梭于珠三角工業園區，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各種招聘廣告很多，似乎不少于產品宣傳的廣告。如東莞鉅盛鞋廠的主樓上，就樹立著巨大的招聘啟事“長期招聘普工，男女不限”。深圳東煜鞋業也在自己工廠的墻上寫著“本公司長期招聘普工”。

　　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很多企業的門口，與值班室、保安室并列的還有一間招聘室，這表明，長期招聘已經成為不少企業的日常工作之一。

　　當“招工難”已經讓企業主和工人有了普遍的心里預期，供求關需的變化就讓漲薪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林小寧說，今年以來，嘉順針織廠實際工資上漲幅度超過30%。

　　在東莞從事家具行業十幾年的香港鏡威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英記夾萬家私有限公司負責人呂德新向記者介紹，今年以來，工廠工人的最低基本工資上調了20%，整體工資上調了5%左右，但是依然很難招到員工。“我們這里的工人很多都是上了年紀、或者沒有特殊技能、或者比一般工人做得慢一些的人，但我們別無選擇，這些我們都要。”呂德新很無奈地對記者說。

　　在企業漲薪的同時，大打“福利牌”也成為慣用的手段。上周三，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智通人才市場一如既往地人滿為患。記者觀察到，除了介紹薪酬優勢，許多企業都在招聘信息里詳細介紹了企業所擁有的各種娛樂設施，一些企業甚至在招聘廣告上刊登了圖書館、桌球室、乒乓球室和籃球場的照片。一家企業人事部門負責人稱，這是為了吸引更多80、90后的求職者。

　　跟風漲薪讓企業措手不及

　　今年以來，全國共有27個省市已經或者打算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各地掀起的“漲薪潮”，也引來了一片掌聲。有觀點認為，大范圍上調工資對于收入分配改革來說意義重大，意味著改革打響了第一槍。

　　這一消息讓不少人感到興奮，但如果將其等同于收入分配改革，則可能是過于簡單化的理解。事實上，收入分配改革遠比提高最低工資復雜得多，對于由市場競爭、供求關系決定的企業員工工資，也遠非政府“有形的手”可以干預的。

　　記者在珠三角調研時發現，一些企業負責人認為，這一輪“漲薪潮”，實際上有各地跟風攀比的因素存在，并非主動著手進行收入分配改革。記者從相關研究人員處也了解到，在此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過程中，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并沒有經過調研，而是直接比照其他沿海城市的標準進行上調。

　　“一些城市根本不知道為什么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只是看到別的城市上調了，就跟著上調。”上述人士指出，這樣盲目上調標準，沒有考慮到當地企業的實際情況，也不知道企業的承受程度有多高，很容易造成勞資關系的不協調。

　　事實上，不僅一些城市上調標準屬于跟風行為，不少工人在不斷提高期望值方面，也存在跟風的現象。林小寧在談到一些工人要求加工資時的理由時，哭笑不得，“我們廠有一個普工，去年工資是1300元，今年在工作量完全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提高到1450元，其實已經漲了超過10%，但是他很不滿意。他來找我說，為什么別人加了300元，我只加了150元。”

　　面對這一輪大規模的“漲薪潮”，珠三角的許多企業表現得不知所措。記者在調研中發現，東莞、深圳等地的不少企業在談及“漲薪”時，均感到十分茫然和無奈，因為在“漲薪”之前，企業不僅沒有預料到當地政府會大幅度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更沒有料到工人也普遍大幅調高了對薪酬的預期。

　　“最近這3年，我們廠的工資翻了兩倍多，尤其是今年以來，工資已經漲了30%多。但在此前的7年里，累計漲薪幅度才在15%左右。”東莞市嘉順針織廠營運總監陳銘對記者感嘆，工資成本突如其來地暴漲，讓企業措手不及。

　　與陳銘有同樣感受的，還有呂德新。據他介紹，今年該公司仍用去年的原材料價格和工人工資作為計算成本的依據來向客戶報價，但實際上真正有訂單來的時候，他們已經不敢接了，因為原材料價格和工人工資都在漲，且上漲幅度遠遠超過預期。

　　以東莞為例，該市在今年5月份將最低工資由770元上調到920元。記者調查了東莞地區電子、家紡、輕工工藝品等行業的員工工資，發現平均在1800-2000元，基本比最低工資翻倍。

　　曾曉慶介紹，冠鋒科技的普工月均工資已經達到2000元左右；先鋒電子東莞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少錫稱，普通工人包吃包住，每月拿到手的工資大約在1800-2000元之間；潤豐金屬塑膠有限公司經理葉振波對記者說，今年5月企業的平均工資大概是2350元左右；英記夾萬家私普通一線工人工資大概是1800-1900元左右，有技術含量的工人工資則超過2500元……

　　在走訪東莞市最大人才市場智通人才市場時記者也發現，在該人才市場的招聘會門票上赫然印著“今年以來本市工資平均上漲20%”的字樣。

　　據陳銘介紹，紡織行業的利潤率大概在5%-6%之間，但是由于今年工資上漲30%多，毛利率就降到4%以下了。“工資上漲是個大的趨勢，是很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對我們這種勞動密集型并且毛利潤很低的企業來說，今年漲薪的漲得太急了，很難承受。”陳銘說。

　　位于深圳市公明鎮的深圳市鴻煜電子有限公司，也同樣感受到了大幅漲薪帶來的成本壓力。據該公司負責人介紹，為了招聘到足夠的工人，今年以來，公司工人平均工資上漲了23%，企業利潤空間受到大幅擠壓。

　　呼喚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翼對記者說，招工難使得很多企業主動上調工資。但如果要使得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對優化收入分配格局有幫助，就必須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長速度快于高收入者收入增速，而實際上現在情況并不是這樣的。

　　另外，很多企業在執行最低工資標準時，往往會采取提高正常工時工資、降低加班工時工資的辦法，并讓工人減少加班時間，這樣看來，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對工人收入的提高起不到太大作用。而且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主要是在城市進行的，對于廣大農村地區的低收入農民來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由于勞動力市場一直處于買方市場，勞動力價格上漲速度十分緩慢，這一輪包括珠三角在內的27個省市大幅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其實有“補漲”的因素在。但是，這樣一種經過長期低迷然后短期暴漲的模式并不健康，也不利于優化收入分配格局。

　　葉振波說，“工資上漲是一個趨勢，我們對此是認同的，也會按國家的有關要求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政府可以控制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的節奏，不要一下子大幅調高標準。”

　　除了最低工資標準應當穩步上調以外，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也亟須建立。在這一輪收入分配改革中，有關部門顯然也意識到了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重要性。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日前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要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為重點，加快建立職工民主參與企業工資分配決策的機制，并繼續加強分類指導，推動建立企業職工工資隨經濟效益能增能減的機制，促進生產經營正常的企業職工合理分享發展成果。

　　何謂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人員顧嚴曾撰文指出，所謂正常增長，一是要確保工資增加的幅度超過通貨膨脹的幅度；二是能實現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三是不會引起就業狀況的明顯惡化；四是可以起到提高勞動收入比重的作用。記者 秦菲菲 張牡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