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數名富豪拒絕出席巴比慈善晚宴是好事

　　法律缺位成公民行善瓶頸

　　□ 本報記者 鄭 洋

　　9月29日，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與財富榜上緊隨其后的“股神”巴菲特，將于北京舉辦一場慈善晚宴。兩位符號式的傳奇人物已向50—60位中國富豪發出共進晚宴的邀請，并多次表示晚宴不會“勸捐”，但據不完全統計，依然有約半數的受邀富豪已明確表示拒絕參加此次晚宴。

　　那么，為何有多位富豪態度搖擺不定或明確表示拒絕列席慈善晚會呢？究竟是中國富豪缺乏慈善心還是不能認同慈善資本主義的經營模式？業內專家看法不一。

　　行善權利缺乏法律認可

　　致“觀望慈善”情緒濃重

　　談及中國富豪拒赴巴比慈善晚宴，著名經濟學家馬光遠表示，目前中國總體上講缺乏對慈善捐贈的善待，當我們每一次看到某個捐助行為的時候，總是會聽到另外一種聲音：“他為什么要捐這么多錢”或者“他捐錢的目的是什么”？

　　有分析人士稱，“望宴興嘆”卻不愿現身的的富豪中不乏不希望其身份被曝光者。不過，問題的癥結并僅不在此，目前我國的《慈善法》尚未出臺，1985年出臺的《繼承法》又由于立法年代較早，并沒有對遺產捐贈的事項作出規定。慈善立法體系不完善，導致目前尚無法從制度層面建立鼓勵公民行善的社會導向，也未能對公民行善的權利不能提供有效保障。立法缺位才是慈善晚宴少人問津的實質原因。

　　該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根據相關調查，近 10年來，中國人均捐贈僅為 1.7元，慈善氛圍不濃厚，為富不捐的情況客觀存在。但是慈善公信不足的問題值得思考。法律對社會的推動作用除體現在對義務、責任的剛性規定，還體現在對社會行為的引導及對公眾的教育作用上。如果相關法律法規能明確的界定慈善，并為行慈善者提供精神上的鼓勵甚至物質上的補償，不僅可以讓個體的慈善行為“名正言順”，更能以慈善機制引導公眾的慈善熱情。

　　多位富豪拒赴鴻門宴是好消息

　　體現獨立慈善觀

　　而對于約有半數的受邀富豪拒絕參加巴比慈善晚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慈善事業研究中心主任汪大海則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汪大海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他指出，首先，受邀富豪們態度各異增加了此次慈善晚會的神秘性。其次，中國企業家行事方式更為低調，不同于巴比晚宴背后的慈善資本主義。不參加晚宴不等同于不做慈善，企業家有權選擇其慈善的表達方式，公眾要抱著善意的方式去理解。

　　再次，中國企業家已經體現了其獨立的慈善觀，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稱，創造財富和增加就業也是當今中國重要的慈善方式。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云則公開表示，財產一點不留給孩子和全留給孩子都是不負責任的，并認為不考慮自己的人，不要相信他會考慮社會，“無私就是最大的私”。汪大海認為，馬云慈善觀點體現了中國人的慈善管是基于血緣、親情、地域的，要求本土民眾超越這些界限是不可行的。

　　專家倡導增加法律執行力

　　保障慈善組織“去行政化”

　　而公眾的慈善熱情終歸需要一個平臺或渠道傳達給需要幫助的人，　但捐贈人直接向受助人發放錢物，存在辦事效率不高的問題。理想的捐贈模式應該是——慈善機構統一收取捐助資金，集中管理，科學調度。但目前我國較大的慈善組織都是官辦的，甚至是和民政部門是合二為一的。民政部門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直接導致了慈善捐贈透明度不夠，慈善公信尚待培育。

　　近年來諸如壹基金等蓬勃發展的民間慈善基金、慈善組織蓬勃發展，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慈善者對公辦慈善組織心存疑慮。但此前，壹基金的創始人李連杰公開對媒體表示，壹基金正因身份的危機面臨著中斷的可能。所謂身份危機，正是被業界詬病已久的“雙重管理”制度———要成立民間慈善組織,不僅需要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還需要一個主管單位。

　　對此，汪大海在日前舉辦的“慈善中國”的沙龍活動中表示，必須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法制體系，為慈善事業發展提供源頭上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減少政府干預過多導致的慈善捐贈扭曲行為，讓慈善組織實現去行政化的獨立自主發展。

　　針對我國慈善立法的發展方向，汪大海表示，目前我國的慈善立法并非一片空白，例如公益性捐贈可減免納稅早已在相關法律法規中明確，但在執行過程中卻遭遇一些地方稅務部門不愿減免的困窘。因而梳理現有慈善法律體系、增加法律的執行力意義重大。而《慈善法》作為慈善事業的根本大法，并不應該草率出臺，稍有瑕疵可能會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