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拐點”漸現 共識如何變為現實？

　　“在國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體所占的比重”

　　中秋、國慶兩節期間，“曬福利”又成了網絡上的一項熱門話題。

　　“單位往賬戶里打了一萬塊錢，別的沒了”、“只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以示祝賀”……五花八門的帖子顯得有些娛樂化，但背后問題的核心卻十分嚴肅——福利只是冰山一角，多數網友真正關心的是收入差距。

　　從年初到現在，決策層多次提到國內居民的收入差距問題。從輿論關注的焦點來看，無論是促使國家統計局三次回應的“5.4萬億元灰色收入”推算，還是引發廣泛爭議的“8.17億中產階級”報告，其指向也都是收入差距。

　　近十年來，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我國的社會財富“蛋糕”明顯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問題隨之凸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包括勞動收入比重的下降、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會各階層收入懸殊的警示逐漸凸顯。

　　不過，許多資深專家同時認為，縮小這一“鴻溝”的機遇也在到來。

　　差距緣何拉大?

　　畢業快5年、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的方巍，目前剛剛在武漢買房，當他將近3個月存下的1萬元錢存入銀行的按揭賬戶后，銀行卡頓時又亮起了“紅燈”，“買房后的存款從沒高過5位數，所以‘十一’哪也去不了”。

　　有時候，方巍會很羨慕或妒忌他的同學徐斌。后者在大學畢業后通過各種關系進了一家證券公司，“趕上2007年大牛市，年底獎金就發了6萬”，現在有車有房，假期休市時還可以與家人四處旅游，生活品質比方巍高出很多。“畢業不到5年，我們的收入差距接近3倍。”方巍說。

　　此外，城鄉收入的差距擴大同樣明顯。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回顧了改革開放至今的城鄉居民收入比：1978年這一數據是2.56，其后隨著農村率先進行改革，到1983年這一數據降至1.82。上世紀9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收入比總體變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隨著重工業增速超過輕工業并引領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這一數據明顯攀升，到2009年已變成3.33。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指出，可以證實的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75(聯合國標準認為0.4以上屬于收入差距較大)。“總體而言，中國的貧富差距已超過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滿意。”此外，還有學者認為2009年的這一數字已經到了0.5，但尚需材料支撐。

　　學術界認為，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層面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對下降，技術進步和資產收益率提高造成勞動報酬下滑，城鄉、地區、行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這其中，李揚認為要重點關注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因為它對基尼系數的貢獻度高達40%。

　　李揚及其研究團隊考察了與城鄉差距有較高關聯的地區差距，從各省的平均工資等指標發現地區差距本世紀初以來趨于平穩并開始下降。“這給了我們一種想象空間：只要把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則中國的基尼系數將回落到0.4以內，而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務。”他說。

　　拐點正在到來?

　　中國的收入差距為什么會持續拉大?這種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嗎?這些問題在學術界中引起廣泛討論。

　　日前在上海世博會一次主題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斯金開門見山地說：“按照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理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國際貿易的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獲益，從而縮小該國的貧富差距，但在中國，事實情況并非如此。”

　　為此，馬斯金提出一套替代理論：發展中國家也有高技術的管理層和低技術的生產工人。而全球化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選擇與發展中國家的管理層及技術人員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環節由生產工人執行。這樣一來，前者確實享受到全球化的好處，而后者的收入很難提高，于是貧富差距就被拉大。

　　李揚表示，城市化、工業化把大量的資金和高技術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但這只是階段性現象，在未來不可持續。

　　他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已有初步觀察，認為城鎮化率達到45%時就是這樣一個轉折點，過了轉折點后，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步縮小。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46.6%。

　　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轉折呢?李揚認為，首先是城市地區的工業化已初步完成，各項商務成本趨向提高，資本和勞動力不再單向集中，而是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此外，第三產業的崛起也使得城市優勢消失，有時農村條件在發展三產方面更加優厚，這會導致配置在鄉村的資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揚就觀察到很多企業在上海郊區的崇明投資養老事業，有消息稱，像泰康人壽這樣的大型保險企業也在其中。

　　如果說轉折點已經到來，那么創造條件促使這個過程更快地展開，便成為中國政府的任務。實際上，此類嘗試已在進行。“比如，提高農產品價格，但因為人均土地少，這種做法效果有限。至于補貼，那就更有限了。”柯炳生說，“根本的出路還是讓更多人從農村轉移出去。”

　　在轉移的過程中，土地是核心問題之一。李揚表示，如何在城鄉之間配置土地，如何確保農民能夠分享土地帶來的收益，如何讓土地不僅成為農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養老手段，“顯然，這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制度安排。”

　　共識如何變為現實?

　　目前，各方的一個共識是，優化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應成為政府“十二五”規劃的重要內容。

　　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日前指出，“十二五”期間越難的問題越需要具體化。像“十一五”期間設定單位GDP能耗降20%的目標，原來看起來很艱難，但因為是約束性指標，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預計能夠實現。這給了政策制定者一種啟示：雖然縮小收入差距很難，但只要在制度安排、落實機制方面有保障的話，還是有希望實現的。

　　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不但事關社會公平，也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能否由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順利轉型。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突破26萬億元，較2005年接近翻番。“看起來老百姓似乎并不缺錢，”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居民消費不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從收入分配結構上說起。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家庭消費率隨收入增加而遞減的趨勢非常明顯。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費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費率越低。

　　這就意味著，全社會增長的收入，如何分配與消費聯系很緊密。對于很多高收入家庭來說，邊際消費傾向非常低，他們把相當部分的收入用來購買房產，然而這并不是消費而是投資，并且很容易形成資產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過高的教育和醫療消費比例，限制了這些家庭的日常消費和即期消費。

　　“為了擴大消費，在國民收入中，要增加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增加低收入群體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現有錢的人消費飽和、需要消費的人沒有錢的情況。”李培林說。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何欣榮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