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十二五”主攻目標 收入調整時機已至

　　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今日召開，“十二五”規劃進入最后的敲定階段。《國際金融報》記者綜合各方信息，力圖大致勾勒出“十二五”規劃的幾大目標。多位專家認為，有質量的GDP增長、城鎮化以拉動內需、培育高端制造業、加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將是“十二”五規劃的五大主攻方向。

　　有質量的GDP增長

　　目標：7%至7.5%

　　有專家預測，“十二五”(2011-2015年)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調控目標或在7%至7.5%之間，政府將更加注重經濟質量的提高。

　　得出上述結論的根據來自目前中國“三駕馬車”對經濟貢獻的分配比例較不平衡。目前，外貿行業由于歐美經濟疲軟，復蘇顛簸不定。而投資和消費領域則不易在短期內得到充分發展。由于觀念問題以及社會保障等系統并未得到完善，消費領域或許不能被迅速啟動并占據主動。而在投資領域，當前電力、電信、公路、鋼鐵、化工等行業的建設都已過了投資的高峰或快速增長期。分析認為，“十二五”時期，這些產業的投資增速將明顯下降。而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在“十二五”中后期也將趨于完備，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相對減少。

　　有接近決策層的經濟學家向《國際金融報》表示：“各種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國新一輪的規劃中應該能夠制定合理的GDP增速。至于到底增速幾何，還要看全球的經濟恢復狀況。”

　　城鎮化向二三線擴張

　　目標：擴大內需

　　從目前各種高層表態分析，中國已不再以出口作為增長的標竿與主要動力，而是通過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基建政策和城鎮化政策，引導內需、刺激消費。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認為，由于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中國的整體消費能力極度受限。尤其是廣大的農民工階層，基本沒有多少消費能力，而讓廣大農民脫離“低收入階層”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城鎮化。

　　孫立堅建議在“十二五”期間，當城市化的過程開始由一線城市向外擴張時，應做好前期的科學規劃，“大躍進式地進行城市化，在拉動初始的基建需求之后，留下的只是形象工程。此外，還會給地方帶來嚴重的債務問題。”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將形成新的投資機會、消費潛力、出口貿易。那么，面對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矛盾，擴大內需必將成為“十二五”期間中國調整經濟結構首要任務。

　　搶占產業鏈“至高點”

　　目標：高端制造業

　　多位專家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金融危機過后，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難以回到危機前的水平，中國需要培育更具競爭力的產業來應對歐美需求下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總體來看，中國的產業仍處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趨勢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勢必在新一輪競爭中拉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中國工程院院士、社科院學部委員李京文表示。

　　“中國是鋼鐵制造大國，但中國很多船用制造鋼板還要從日韓等國進口，中國雖然生產了世界上數量最大的紡織品，但中國的紡織品幾乎沒有叫得響的國際品牌。”一位研究中國制造業多年的教授對記者感慨。

　　有專家透露，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將被明確為“十二五”規劃編制的重點之一，相關產業的發展方向、戰略重點和重大舉措也將隨之確定。其中，高端制造業可能成為重中之重。“十二五”規劃核心是搶占高端制造業制高點，將“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

　　培育新經濟“增長極”

　　目標：戰略性新興產業

　　金融危機以后，各國都試圖尋找能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美國把目光集中在智能電網的發展上，而歐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發展綠色產業上，在中國，新能源、智能電網、綠色經濟、物聯網都將有望成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近來，中央高層領導密集赴地方調研，在多個場合均強調要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使之盡快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地方參與熱情高漲，均表示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寫入到地方的“十二五”規劃中。

　　據記者了解，目前上海“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到2015年，上海要成為中國綜合實力領先、在若干領域躋身世界前列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區。廣東更是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作為“頭號工程”，“十二五”期間安排了百億元的財政資金，重點支持引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在所有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軟件和物聯網產業會在未來保持快速增長。新能源方面，據目前透露的消息顯示，整個“十二五”電力行業規劃中，火電將大舉讓路，裝機量退居70%以下，清潔能源裝機將超過30%。風能產業、光伏太陽能產業、核電等有望成為最具潛力的投資方向。

　　收入調整時機已至

　　目標：收入增長

　　高盛/高華日前最新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國政府可能傾向于在“十二五”期間通過推出工資集體協商制并定期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來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作為中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堅定倡導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政府需要通過推進財稅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狀況。

　　王小魯建議，一是盡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爭取把全體居民基本納入到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二是糾正收入不合理的高收入問題。通過健全制度，杜絕腐敗、公共資金流失、灰色收入、壟斷行業過高收入等不合理的現象。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黔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近年來的人口結構趨勢也為政府調整居民收入分配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勞工供應整體增長趨緩，勞工市場正在逐步接近“劉易斯拐點”(即達到農業不再向工業傳送剩余勞動力的經濟發展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勞動總體收入增長應會趕上甚至超過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分配至家庭的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將會提高，這將十分有利于調整增長結構。(記者 孫維晨 馬繼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