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改革啟示錄 成果突出問題不少(2)

　　改革全局對政府轉型的依賴性全面增強

　　“十二五”期間，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新階段改革發展全局對政府轉型的依賴性全面增強。

　　概括而言，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關鍵在于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關鍵在于強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體制中的基本責任；解決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關鍵在于確立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解決公共治理建設滯后的矛盾，關鍵在于加強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推進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目標是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基礎是消費主導，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方式弊大利少，非改不可。

　　“十一五”行政體制改革沒有大的突破，重要原因在于從中央到地方的公共職責分工體制和與此相關的財力配置問題并沒有解決好。目前，基本公共服務立法滯后于整個公共服務體制建設，主要表現在立法層次低、各級政府法定責任界定不清楚，難以體現公共服務供給的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

　　因此，政府轉型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使各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上職責明晰化、法定化。應當盡快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評價體系，將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估與干部選拔和任用相聯系，為建立一個以基本公共服務為核心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奠定堅實的基礎。要探索建立公共服務監管體制。城鄉、地區、不同社會群體公共服務供給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是現行的監管體制并不對此問責，所以，在進行大部門體制改革的同時，應設置具有獨立性、權威性、專業化的公共服務監管委員會，并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監督機制。

　　“十二五”要以政府轉型為主線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范圍、權力運作方式、利益配置結構、責任和義務等明確下來，逐漸使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進一步制度化；要探索建立各級政府事權與財力平衡的體制，按照政府間財政能力均等化的要求，實現由層級財政向轄區財政的轉型；以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為重點，建立轄區財政能力均等化機制，強化省、市兩級財政的轄區責任，保證縣級財力。

　　要按照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的要求推進行政區劃體制改革，加快推進行政上的“省直管縣”；要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執行權，建立執行機構，強化監督權，成立獨立的監督委員會。要以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為重點完善公共治理結構，一方面，正確劃分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邊界，使政府的職能嚴格限定在市場和社會解決不了的領域，使政府能夠集中精力履行公共職責；另一方面，有效地培育微觀經濟主體和社會組織，發揮企業和社會組織各自的比較優勢，從而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社會和諧創造基礎性的制度條件。

　　以積極的社會體制變革緩解經濟增長壓力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壓力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十一五”時期，中央實施了一系列新的社會政策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存在著分配結構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務總體供給不足等問題，這是形成“國內消費不足、產能相對過剩”的重要原因。

　　例如，我國幾億農村人口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潛力引人注目，被認為是全球經濟版圖上少有的一個亮點。這個潛力的釋放，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從最高點1983年的32.3%，在“十一五”時期的2007年下降到最低點9.1%，24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長期缺失嚴重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欲望。

　　因此，化解經濟壓力，不僅要調整經濟政策，也要進行社會變革。短期內，采取積極的社會政策，穩定市場、擴大就業，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救助，防止經濟壓力與社會問題的雙向傳導；中長期，需要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加強公共服務體制建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關系，形成拉動消費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矛盾與沖突常態化已成為社會現實。因此，應當建立“安全閥”機制，將其作為保持社會彈性、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公共產品，成為“十二五”時期社會治理變革的重要舉措。其核心就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機制，即在承認利益分化的基礎上，在公平的原則下，通過法律、政策等手段，構筑有效的談判溝通和意見表達的平臺。（《半月談內部版》2010年第10期/文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