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寬松無助于解決美國經濟真正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美聯儲上周啟動了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宣布買入6000億美元美國國債，你如何看待美聯儲這一舉措？美聯儲的量化寬松將對全球市場產生何種影響？以中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央行為代表，全球部分經濟體采取了加息舉措，怎么看這種政策差異？

　　蘇巴基：美聯儲做決策，依據的是美國國內形勢，但美元卻是全世界的美元。基于美國內情出臺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會把問題輸出到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以及其本幣匯率與美元多少有些掛鉤的國家。第二輪量化寬松之后，全球的整體局面的確變得異常復雜。

　　可以想見，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影響的主要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問題的要害并不是美元走弱這一事實本身，而是有關各國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力遭到削弱這一后果。此外，美元疲弱以及美國利率維持低位會導致熱錢流入新興市場。這個問題相當嚴重。這也是很多國家實施貨幣干預政策的原因，有些國家干脆實行資本管制，限制過多的資金流入。

　　日報：誠如所言，美聯儲這個舉措，根本上還是為了解決美國經濟自身的問題。你認為該舉措會有效嗎？它會給美國經濟帶來什么？

　　蘇巴基：我認為，美聯儲用來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量化寬松政策，很可能并不是一個正確的工具，但這也許是美聯儲和美國政府眼下不得不做的事情。如果看看美國經濟真正的問題在哪里，你會發現，那其實跟利率沒有太大關系。他們需要看清楚，是什么卡住了從美聯儲創造貨幣到銀行體系創造信貸的傳導機制——為什么企業有很多現金，但就是不投資，為什么銀行體系有很多資金，卻不放貸，或以很高的利率放貸？

　　雖然美聯儲推行的量化寬松可以制造一個非常寬松的貨幣環境，但對于解決美國當前的問題來說，并非良方，特別是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更是如此。美聯儲應該考慮，它這么做會對全世界產生何種影響。當然，這也說明，各國的政策合作是當務之急。

　　日報：你提到了各國政府之間的政策合作非常重要，恰好G20峰會馬上就要在韓國召開，你對此次峰會有什么預期？這次峰會會成為“貨幣戰爭”的戰場嗎？

　　蘇巴基：我不認為此次會議對于解決貨幣爭端問題會產生什么好的解決方案。

　　此次G20峰會與之前的G20峰會不同。之前，全球經濟處于蕭條之中，各國經濟陷入深淵，大家有著共同的目標，即如何解決經濟蕭條問題。而此次G20峰會形勢更加復雜，沒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和目標，與會國各自都有亟待解決的問題。各國經濟的復蘇程度不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速度要比發達國家快得多，舉債相對較少，其制造業發展不錯。

　　這就意味著，此次G20峰會很難達成一個共同的方案。如果你期待在韓國這次會議拿出壯舉般的什么方案，那你一定會失望。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各國開展政治對話，以謀求建立重要經濟問題共同解決機制的一個推動的話，它還是很有意義的。

　　G20首爾峰會可能會讓各方達成共識，要對國際經濟體系和貨幣體系做出什么樣的修正、怎樣進行調整或改革。比如說，各國之間信用額度的建立，這是在危機時期起到作用的信貸工具。坦率地說，由于當前各國之間分歧和沖突不斷，結果可能并不會那么令人滿意。要知道，最大的關鍵在于各國就如何相互合作達成共識，但這一點并不明確，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做。

　　日報：近些日子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對人民幣匯率頗有微詞。你認為G20峰會會怎樣討論這個問題？

　　蘇巴基：我不認為此次G20峰會上人民幣匯率問題會是一個中心議題。

　　現在全球都知道，中國經濟實力很強，中國和美國都是經濟大國，但是匯率問題不是黑與白這么簡單的問題。也許美國國會對此振振有詞，但美國眼下的問題就是無法創造就業，指責中國的匯率，是美國政客向民眾表達“我們困難重重”的最省力的方法——只要把美國就業低迷的責任推給中國就好了。指責中國并不符合現實。

　　但其實這只是美國國內的政治辯論，我不認為這一議題會出現在一個國際性的會議上。

　　日報：但現在全球都擔心會出現貨幣競爭性貶值，尤其是主要貨幣之間。G20峰會理應對此問題進行討論。在日前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也聲明，各國不進行競爭性貨幣貶值。

　　蘇巴基：我們在去年倫敦G20峰會之前就發表過報告，指出G20峰會應該舉行子會議，邀請美元、歐元、日元、人民幣等全球重要貨幣的代表，召開專門會議。雖然中國的貨幣現在還不可兌換，但中國這個經濟體在世界上已經非常重要了。

　　這幾個貨幣的經濟體應該討論匯率問題，討論調整的負擔，并找到一種方式，要么是美國承擔調整的負擔，要么是歐洲承擔等等，而會議要確保的就是各國不搞貶值競賽。如果各國應對不當，很可能會產生糾紛。我們當時提出，避免各國貨幣的競相貶值以及避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都是非常緊要的挑戰。一年半之后的今天，我們仍盼望各國密切合作，共同解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日報：經過了動蕩之后，大家都在期盼出現全球經濟新秩序，但是這個秩序至今尚需探索，你認為全球經濟新秩序將會以什么面貌出現？

　　蘇巴基：目前我們看到的一個明顯事實是，這個世界是非常不平衡的。要使這個世界回到平衡的軌道上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為什么這種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如此危險？

　　首先，全球不平衡的種種現象有更深的根源。比如說經常項目不平衡，不光是美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它還暴露出來“正常”的商業行為已經不復存在——風險價格被系統性低估，這涉及到很多問題。

　　第二，全球不平衡在歐洲和美國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這會引發貨幣和貿易摩擦。

　　第三，存在一種風險，就是未來美元會有一個大幅貶值，而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我的擔憂是，目前的趨勢并不是向改善方面發展。許多國家的所作所為不是有助于不平衡的扭轉，反而是在加劇不平衡現象。盡管大家期待中國的內需增加會產生一種溢出效應，幫助其他國家走上經濟復蘇之路，但這恐怕是一個需要好多年才能完成的過程。

　　日報：如何才能避免你提到的這些風險演化成真正的災難呢？

　　蘇巴基：全球需要一系列的調整。但調整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清楚各個層面上有哪些不同的問題。在亞洲層面，在美國層面，在歐洲層面，各自應該做什么？各方要采取行動，但能否避免集體行動的困境？只顧自己利益的理性加到一起會不會變成集體的非理性？不僅如此，對待任何一個局部問題要放在該地區的具體處境中去分析，同時又要兼顧全球互動的效應。比如，如果美國繼續采取量化寬松的政策的話，對中國和亞洲會產生很大的困擾；而歐洲非常需要財政結構重組，但全球的需求實際上會影響到歐洲的決策——我到底要不要從國外進口這些產品，又該從哪里進口這些產品。當今世界，太多經濟體依賴出口，在一個痛苦且漫長的全球經濟增長停頓期，這意味著貿易摩擦會持續出現。

　　全球也需要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要避免以鄰為壑，就要有一些機制來監督、幫助各個國家進行協調。在協調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的問題，每一個參與方都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全球治理對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而言非常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多極世界里，如果沒有相應水平的全球治理，加強各方的合作協調，多極世界就會演變成一個無序世界，這對維持一個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十分不利。(蔚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