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不等人，我得趕在外資進來之前，把該投的項目都投完。”15日下午，在杭州世貿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吧，宗佩民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宗佩民是浙江華睿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華睿”)的董事長，這家以財務顧問等服務見長的公司，進入創投領域才1年多時間，但已經投資了10多個項目，管理的資金達到了5個億元。

　　在咖啡吧，不時地有客人來與宗佩民打招呼——這位在浙江本土公司的財務管理中浸淫20余年的中年人，目前已經和浙江300多家主流公司、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掌舵者熟稔。

　　“浙江民營企業家在創投這塊已經崛起，創業者根本不需要擔心有沒有錢。只要你有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和好的團隊，浙江的民營資本多得很。”宗佩民說。

　　“他們都不缺錢”

　　每個周一的早晨，宗佩民會早早地出發，來到寧波，抑或是紹興，考察項目。第二天，地點也許變成了義烏、溫州，同樣，也是考察項目……周五晚上，他結束一周的行程，趕回杭州，當天，他還會把這個星期考察的項目好好梳理一下，為第二天的決策作準備。

　　“幾乎每個月都這樣，一般每個月我只能在杭州呆上10天。”宗佩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方式。

　　“資本為王的時代結束了，本土機構、境外機構，大家都進來了。”宗佩民說，目前創投領域的供求關系已悄然發生變化，項目變得非常強勢，“資本短缺已經走向資本過剩，往往一個好項目，就有10多家基金在談，你不出手別人就出手了。”

　　宗佩民考察的項目和投資的項目比例一般為1：50，也就是說，考察的50家企業中，平均只能投資一家，“這么低的比例，你當然得馬不停蹄。”

　　即使看上了一個好項目，對方愿不愿意被投資也是個問題。浙江一個已經融資上市的企業家孫先生直言不諱地對本報記者表示：“別以為我們需要融資了，就認為我們缺錢，我們更多地只是想引進外來的管理和服務。”由于資金充裕，孫先生也希望在不久后介入創投領域，因此對浙江的創投非常關注。

　　宗佩民對此并不否認。他說，在他所投資的10多個項目中，有八成的項目并不是因為資金緊張，“他們都不缺錢。”

　　今年7月份，華睿宣布投資浙江富春江水電設備有限公司5500萬元。相關資料顯示，該公司是一家設計、生產大中型成套水輪發電機組的專業制造商，目前員工約500人，在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

　　華睿旗下的基金此前投資過康盛股份、金帆達生化、贊成科技、中欣化工等項目，上述項目幾乎無一不是某個領域的“隱形冠軍”，其自身盈利能力和現金流非常不錯。

　　“企業看中的是你的服務，你本身在財務管理、成本控制、投資理念方面有優勢，才能獲得對方的認同，否則，即使你有再多的錢，他們也未必會瞧得上你。”宗佩民說。

　　“當然，我們也不是錢多得沒處使，看到一個好項目就要拼命地擠進去。”宗佩民透露說，之前他看中了一個項目，投資額都已經談好了，但簽約前聽說對方買了輛250萬元的奔馳，“當時我就火了，后來投資就沒有做成。”

　　他給本報記者總結了自己投資“好項目”的標準：其一是項目在行業中有不錯的地位，最好是這個行業的隱形冠軍；其二，雙方都要有上市的愿望，希望能夠得到規范的管理；第三就是有個品德良好的董事長，“企業家是企業的靈魂，只要他的素質好，其團隊一般不會太差。”

　　宗佩民感嘆說，創業的人找不到錢著急；投資人窩著錢不能產生效益，心里一樣著急；投的不是地方，更著急，“投資人就是在走鋼絲時盡量保持平衡。”

　　浙江勢力崛起

　　宗佩民告訴記者：“有了好的項目，我們再去募集資金，這非常容易。上次我們發行創業投資基金3個億的規模，2小時就被5家企業搶光了。”

　　浙江有著異常豐富的民間資金，保守數據在萬億元以上，“如果有1/10甚至是1/100轉化為創業投資，那將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宗佩民說。

　　最近一年多來，浙江本土的創投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2006年7月，由5位自然人出資的浙江紅鼎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這是浙江首家由自然人出資興辦的民營創投公司，先期預備投入3000萬至1億元一人。

　　早在此前的3月份，由溫州商人林阿信發起的首華創投正式注冊，當年11月份，第一筆3000萬元基金到位，錢主要來自他旗下實業公司及其他上海溫州商會成員。林阿信18歲開始創業，在進入創投領域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從事實業。

　　“其實，我們在2006年初，就已經介入創投領域了。”宗佩民表示，在蘇州、上海紛紛成立民營創投公司的情況下，精明的浙江商人并沒有落后。按照宗佩民的預算，華睿投資的項目在年底將達到20個，基金或超10億元。

　　浙江省官方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浙江登記的風險投資公司和相關中介機構超過30家，風險投資資本30多億元；累計投資項目近500個，累計投資金額達16億元以上。

　　“其實遠不止這些。”在宗佩民的估算中，浙江本土起碼擁有100家以上的風險投資機構，很多集團公司也擁有自己的風險投資部門。“我們上市了，有了閑散的資金，既然有別的好項目，我們同樣也可以投資別人，為什么不去獲得更大的回報呢？”孫先生說。

　　在浙江，“草根型創投”已顯出雛形。在企業草創期，大部分浙商都通過向親朋好友借款，或者通過幾個合伙人籌資的方式來籌集資金。而在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幾家企業把錢籌集起來，在需要的時候進行相互借貸，這就是目前浙江“草根型創投”的淵源。

　　本土VS境外

　　“一般的外資創投不會去參與企業的管理，但我們必須時刻為企業服務，我們最有競爭力的因素之一，就是我們的服務非常到位。”宗佩民說。

　　在華睿，活躍著一支由30個人左右組成的涵蓋法律、經濟、財務等專業的團隊，基本上每一個項目，團隊的成員都會參與進去，為企業提供從融資到上市的全方位免費服務。

　　在浙江，一般創投的模式是先募集資金，再尋找項目；在整個后續過程中，不參與管理。現在這種模式正發生改變。“這種模式的成本比較高，也不容易得到企業的認可，大家都在努力向服務型創投轉變。同時，由于進入創投的門檻并不低，有閑錢但沒服務的創投公司的資金也正在向服務型公司聚集。”宗佩民說，以后創投公司的競爭就是服務的競爭。

　　競爭的背后是境外創投基金正在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浙江。近來幾乎每一個在浙江召開的創投論壇，都會吸引來國際頂尖的創投機構。

　　“我一直向硅谷的投資人和銀行家們推薦浙江，因為這里的民營經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經濟形態之一，非常具有生命力，也很有發展空間。”賽伯樂(中國)投資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兼NEA投資合伙人朱敏覺得，如果要在中國復制硅谷模式，浙江顯而易見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競爭肯定不可避免，”孫先生說，國內創投行業在資本、人才各方面都有瓶頸，原因就在于國內創投行業發展時間不長，“這導致了多年以來境外VC主導的風險投資一直占據主要地位，他們‘肆無忌憚’地對中國優秀的成長性企業進行投資，通過境外上市獲取高額的回報。”

　　宗佩民認為，浙江的創投領域有很多公司體制問題沒有解決好，理念和定位也比較模糊，同時，被投資的公司也存在“崇洋媚外”的心理，“其實，浙江創投公司已經在學習、創新，知道專業服務是今后創投的方向。而且，我們是深深扎根在浙江這塊土壤上的，有利于實現先進服務模式與本土化管理的有機融合。”(宗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