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國際金融圈中較受尊敬的央行副行長朱民，日前獲任IMF總裁特別顧問。盡管此番任命并非先前熱議的副總裁之職，但考慮到現(xiàn)有三位副總裁的基本架構，以及特別顧問的特殊與微妙身份，世人有理由看好朱民在IMF中的后續(xù)角色空間。

　　正如IMF總裁卡恩在對朱民的評價中所說的，對朱民的任命，非常重要的考量是以此加深基金組織對亞洲和新興市場的了解。依此邏輯，自成立以來主要代表“富人俱樂部”利益的IMF，有可能因中國話語權的擴大而加快改革步伐。而中國央行在關于朱民任職的回應中，亦再次表達了呼吁IMF進一步改善其治理結構的愿望。

　　先得承認，假如沒有這場金融危機和經(jīng)濟衰退的發(fā)生，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在IMF中的配角地位幾乎不大可能有大的改變。但是歷史不能假設�，F(xiàn)在，即便是美國，也格外擔心自己能否繼續(xù)維持金融主導國地位。當然，美國人畢竟老辣，刻意在不久前通過羅伯特·佐利克放出風聲，頗為煽情地呼吁將發(fā)展中國家在世行的投票權比例進一步增至50%，認為世行的改革必須適應正在變化的國際經(jīng)濟秩序。

　　其實，兩年前林毅夫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jīng)濟學家，既是對中國發(fā)展經(jīng)驗的肯定，更是代表新興市場國家的林毅夫在佐利克領導下的一種責任擔當。況且美國人早就看出，世界銀行在當今全球經(jīng)濟治理中的角色有逐漸邊緣化的趨勢，即便將來有一天中國人接掌了世界銀行行長之職，大概也不會對美國根本利益產生多大影響。但IMF就不一樣了，這個戰(zhàn)后世界經(jīng)濟權力符號表征的“最后貸款人”，是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棄的“領地”。 在備受詬病的IMF治理機制改革問題上，更大程度上代表美國利益的卡恩就曾聲稱：解決全球經(jīng)濟失衡需要新體系，但IMF職責改革仍無路線圖。事實上，不久前，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公報就拒絕了中國要求IMF建立份額自動調整機制的建議。決定“采用現(xiàn)有的份額公式作為工作的基礎”，來實現(xiàn)將至少5%的IMF份額“從代表性過度的國家轉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國家”，并輕描淡寫地就其自身改革做出了“打算在下次會議上采取一個公開的、建立在資質基礎上的、透明的IMF管理層遴選機制”的說明，凸顯作為全球經(jīng)濟權力的堡壘，IMF在維護既得利益國權益方面是多么不遺余力！

　　只不過，今天的國際政經(jīng)情勢與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1944年相比已大大不同了。國際金融體系與治理機制改革正在到來，這是不以發(fā)達國家意志為轉移的。在此情況下，IMF更應審視的是如何適應業(yè)已變化的全球經(jīng)濟格局洗牌，通過自身建設性的改革來確立在全球經(jīng)濟體系中的新坐標，而非一味拖延改革或者轉移改革視線。因為假如改革阻力相對較小的世界銀行邁出了自身改革的關鍵一步，則作為戰(zhàn)后世界經(jīng)濟權力符號表征的IMF將越愈顯得孤立。

　　但是當國際金融機構治理改革的時間窗口來臨時，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和策略，更要有能夠引導國際金融話語權并有相應國際聲望的專業(yè)人士為支撐。換句話說，假如西方國家在各種因素作用下，愿意賦予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更大的行為空間，則屆時中國必須能派出更多類似林毅夫和朱民這樣的國際型人才。而就國內的存量金融官員以及金融專家結構來看，金融專才尤其是戰(zhàn)略人才的欠缺，恐怕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制約中國布局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瓶頸。

　　應當說，這些年來，通過培養(yǎng)和引進，一批具有全球化資本運營意識、熟練駕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戰(zhàn)略性金融人才正陸續(xù)成熟起來，并在主要金融機構和管理部門擔任要職，也出現(xiàn)過世界銀行歷史上最年輕的常務副行長——章晟曼等出色代表。不過，整體看來，中國在介入國際金融機構治理方面的現(xiàn)實能力不僅大大落后于美歐和日本，甚至比不上印度、巴西乃至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因此，未來一段時期，中國仍需加大努力，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培養(yǎng)和造就一批能領軍金融強國建設和積極參與并爭取主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專業(yè)人士，爭取使他們盡快進入到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中任職。我們在期待這些專業(yè)人士在與國際同行 “跨情景的對話”的同時，更能在關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規(guī)則、概念、議題甚至整體制度框架上拿出能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建議，進而提出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機制設計范式，全力推動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秩序。

　　(作者章玉貴 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jīng)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