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資分開、強化政府的監管和供水服務責任、引入競爭、真實地披露企業信息，實為解決問題的根本。

　　正確協調政府、企業、公眾三方關系，清晰劃分政府與企業責任體系，則是水價調整的關鍵　

　　法制網記者 廉穎婷

　　“絕對不可能”。蘭州威立雅水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蘭州威立雅)有關人士用五個字，來回應媒體的報道。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有一份內參遞到國務院有關領導案前，其中提到，蘭州威立雅以停水要挾地方政府漲水價。”

　　9月8日，蘭州威立雅接受《法制日報周末》采訪時，首度針對“外資要挾論”報道作出回應。

　　而由“蘭州模式”引發的水務市場改革的爭論，又將政府、企業、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及角色定位，推至表面。這其中的其復雜性遠超過漲價本身。

　　首度回應媒體報道

　　“近日，個別媒體由于不了解合資企業真實的運營狀況，所做的沒有客觀依據的報道，危言‘外資要挾政府漲價’，無論從國情、企業理念、職業道德來講，這都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希望各界客觀真實地看待中國公用企業，在實行公用行業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積極探索性工作，支持和理解公用行業走出一條提升城市供水水平，滿足人民用水需求，公用行業充滿活力的發展之路。”

　　針對30年經營到期的回報率，這位人士也作出了回應。

　　“在水價問題上，城市供水水價是由政府調控和決策的。在合資合同中，蘭州市政府并沒有向外方承諾投資的固定回報率和水價周期性上調。因此，政府完全能夠根據國家相關政策、供水企業發展現狀、以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來制定合理的水價方案。”

　　“對30年經營期限到期后，固定資產的返還的約定，也有嚴格的規定。完全符合國家現行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也與通行的國際慣例相一致。”

　　被妖魔化的外資水企業

　　外資水務企業在為中國供水市場帶來技術、資金、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水務公共設施安全的高度關注。尤其是一系列資產溢價收購的出現，使外資水務企業背上了“外資推高水價”的名聲。

　　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根據調研分析后認為，目前外資水務企業在中國供水市場中的份額約在4%左右；水價并沒有因為社會企業(包括外資企業)進入供水市場，而對當地的水價調整造成明顯的影響。

　　因此，“不要妖魔化外資水務。”傅濤說。

　　再來看法國威立雅水務(黃河)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威立雅)進入蘭州的情況。

　　2007年11月，蘭州威利亞取得了蘭州城市供水特許經營權，成為該市第一家取得特許經營的市政公用企業。

　　其中，國有控股55%，由中方出任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市國資委履行國有資產監督管理職權。因此，“能夠有效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公用行業社會服務的性質也沒有變。”

　　上述蘭州威立雅人士強調，蘭州市政府國資委與法國威立雅水務(黃河)投資有限公司所簽訂的合資經營合同，經過了蘭州市、甘肅省、國家商務部等有關主管部門的嚴格審核。

　　“蘭州威立雅水務集團自2007年正式合資經營兩年來，目前雙方合作良好，企業發展呈現出良性健康的發展趨勢。”

　　供水改革不能免除政府供水服務責任

　　一位在蘭州市政領域工作多年的人士向記者坦言，由于政府的投資缺位，將所有供水設施的投資成本全部推進了價格，從而造成過大的價格壓力。

　　同時，通過供水資產溢價轉讓，部分城市的國資部門從供水行業中抽離資本的現象并不鮮見。

　　一些“市縣政府甚至用行政高壓的方式，逼迫供水企業為其政績工程投資”的現象，也普遍存在。而這些投資均是企業自行貸款，并“進入企業成本”。

　　政府應承擔相應的公益性的投資責任被弱化，而社會投資又難當投資重任。

　　所有投資成本都由企業自身承擔，水價上漲自然難免。

　　“作為公共服務的供水服務需要政府投資，尤其是地方財政的投資，政府是公共服務當然的投資主體。中央政府需要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對城市供水領域的沉淀性資產部分給予補助性投資，提高供水服務設施的水平。”傅濤說。

　　同時，水價要由消費者合理擔負，而并不是完全由消費者平均擔負。傅濤認為，政府有它的投資責任，要由財政列支部分來支持基礎行業投資以體現它的公益性，另外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從社會保障角度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用水，降低他們的支付壓力。

　　“無論任何形式的供水改革，不能免除政府的供水服務責任。”上述市政人員表示。

　　摻雜多種因素的水價

　　“低價低質”已成為全國供水行業的普遍問題。

　　“但是水質壓力不能成為調價的理由，價格管理辦法只承認成本和收益，因此每次調價，供水企業必須拿成本說事，而成本的不公開和公眾的不信任，約束了成本在調價中的作用。”

　　政府、企業、公眾各自從自身利益出發，對水價的調整持不同的觀點，理順三者關系一直是價格管理中的難題。

　　傅濤認為，水價可以稱為中國最為復雜的價格。這種復雜在于它不僅是政府定價，而且是地方政府定價，是政府根據多種因素的綜合定價。

　　因此，水價雖然在居民支付比例中所占很小，卻往往摻雜了過多的政府政策性因素，水價調節手段在多種層次被濫用，政治事件、人事安排、物價指數、引資政策以及許多灰色的因素，都能夠直接影響地方政府的水價調整。因而城市供水價格的形成機制大都背離了成本基礎。

　　公用事業改革專家趙旭認為，現在提出的漲價原因，無非是兩類，一是企業成本上升導致虧損，二是將提高價格作為引導節約用水的經濟激勵手段。

　　對于第一類原因，必須要將企業的真實成本向社會公開。漲價就有了依據，就會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形是，申請調價的企業(無論是外資還是國有)都以商業秘密為理由拒絕公開詳細的成本數據。這就難免讓老百姓懷疑企業是否真的虧損，虧損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虧損程度有多大，老百姓對調價自然就不會支持。

　　平心而論，近年來的確有很多引起成本上升的因素，如城市化要求能力管網擴建，農村發展要求城市供水管網向農村延伸，等等。但問題是，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導致虧損的原因，比如，人員配備是否合理，工資福利是否過高，管理有無漏洞，成本有無虛增，等等。

　　對于第二類原因，應該提高水資源費，而不應當提高與供水公司相對應的水價。也就是說，供水公司不能從中受益。

　　如果同一次提價中既包含第一類原因也包含第二類原因，也應當將兩者各占多少比例說清楚。其中第一類仍然要公開相應的成本信息，第二類的收入應當上繳財政而不是歸供水公司。

　　解決之道

　　目前，在我國推動水業市場化改革的兩大動機是：吸引資金；提高水業運營效率，實現水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增加投資仍是政府推動水業改革的核心動機。其次才是對效率的追求。”傅濤說，現階段中國水務市場的改革大多是以投資和產權為核心，政府市場化改革的動機，更多是在解決投資不足的問題，偏離了市場化改革“提高效率”這一根本。

　　傅濤認為，“這種偏離是水業設施建設巨大的資金缺口造成的。”

　　同時，由于無法實現產權與經營權的合理剝離，產權改革左右了經營權改革的方向。使得供水行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演變為產權改革。

　　對于外資進入中國水務市場更深層的爭議，是政府應該充當何種角色？

　　由于供水市場等一系列公用事業改革，實質上是對政府的改革。因此，改革前，政府的角色是公用事業服務的直接提供者；改革后，政府的角色要轉換為公用事業服務的保障者。即政、資分開。

　　趙旭認為，保障者的職責包括：監管；籌資、服務采購與補貼。

　　因此，政資分開、強化政府的監管和供水服務責任、引入競爭、真實地披露企業信息，實為解決問題的根本。

　　同時，正確協調政府、企業、公眾三方關系，清晰劃分政府與企業責任體系，則是水價調整的關鍵。

　　當然，傅濤并不否認，我國水務市場改革的目標逐漸開始向“提高效率”轉變：現在開始注重監管，重視運營和服務水平，關注公眾利益和安全。

　　趙旭也認為，水務市場的改革“基本上是在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走。”